公元前213 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仆射(博士长官) 周青臣乘机捧场称赞秦始皇:“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后喜形于色。博士齐人淳于越当即加以驳斥:“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 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历史上把这次廷争称为周、淳之争。秦始皇将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去议论。时任丞相的李斯蓄意扩大事态,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所有的“诸生”及私学。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言论,称述“五帝不相变,三代不相袭”,自古因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指责当世,惑乱百姓,他们以“私学”诋毁“法教”,指责朝政法令“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甚至造谣诽谤。这种现象如不禁止,必将削弱皇帝的权威,臣下结成反对的派别。
于是李斯建议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禁私学,焚《诗》、《书》,实行文化专制的政策。于是在秦代首都咸阳纵起了焚书的烈火,接着这样的烈火在全国各郡或先或后被点燃了,而且在一个月内没有熄灭过。在这遍及全国的大火中,秦以前的中国古典文献,除自然科学(医药、种树)
及神学(卜筮文献) 以外,几乎全都变成了黑炭。
焚书***发生后,对***不信任与离心者越来越明显表现出来。公元前212 年,有两个替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由于明知仙药是根本没有的,他们无非是借此骗取富贵,时间长了终归要暴露,按照秦朝所献秦始皇验方不灵就要被处的规定,两位方士恐怕逃不脱一。于是他们散布了秦始皇一系列专制独裁的过失,借口不能给这样的人求仙药而溜之大吉。秦始皇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恼怒,因为他为求仙药给了这些方士巨万资财,不但没有人为他寻到仙药,而且还说他的坏话,又加上首都咸阳的儒生也有人散布妖言迷惑民众,于是秦始皇派人普遍严加审问,儒生们相互告发,牵连到四百六十多个儒生,这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全被抓去活埋。历史上把这一***与焚书***连起来统称为“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的***。
在中国古代秦朝始皇帝三十四年 (公元前213年)，秦朝的博士淳于越（人名）反对***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根据古来的制度，把土地分别封给子弟们。秦朝的丞相李斯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就是不许学者们根据自己对学问的看法，对朝廷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
在《史记·始皇本纪》写到： 秦始皇下令焚书，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 《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就是说，凡是有谈论《诗》、《书》的人全都要处，凡是借鉴古代的经验批评当代的朝政的都要剿灭他的全家族。第二年，许多方士和儒生（有学问的学者）奉命去寻找仙药，没有找到，还讲怪话攻击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在咸阳活埋在坑里了。历史上称这件事为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古今中外流传得很广很久的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但绝大多数的史书，只对焚书作较详细的说明，对坑儒一事则往往笼统地说，而且出现了歧议。一说秦始皇只坑过一次儒，一说历史上秦始皇有过两次坑儒。一说秦始皇坑了 460余个儒生，一说坑了1160余个儒主。在秦朝的历史上到底有几次坑儒***？秦始皇到底坑害了多少个儒生？至今仍众说纷纷，莫衷一是。
著名的《史记》、《藏书》和现代的《中国通史简编》，都说秦始皇坑儒只有一次，宋代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也说秦始皇只坑过一次儒，即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纳李斯的建议，下今把泰国以外的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书，通通烧毁。第二年即公元前213年，又在咸阳活埋了460多个骂秦始皇贪权专断的方士和儒生。《中华全史演义》较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书中说：“李斯以儒生多是古而非今，奏请史官非秦者急焚之。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诏从之。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卢让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让在咸阳者，我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便御史悉按问，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460余人，皆坑之咸阳。”《中国史纲要》也这样记载：“第二年（即前212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相邀逃亡，于是秦始皇派御史。把其中认为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坑。”
但也有一些材料记载：秦始皇起码坑了两次儒。第一次是上面所说的公元前212年在咸阳坑的46O余人，这是公开坑的，***取“杀鸡吓猴的手段”“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第二次，坑了700余人，是***取秘密暗杀的手段，方法也更为“巧妙”和残忍，使被害者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去，外人更莫名其妙，所以能把真相隐瞒了250多年之久，直到东汉光武帝时，卫宏才在《古文尚书》序言中透露出这段骇人听闻的史实，接着后人为《史记》注“正义”时，将卫宏所披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作为参考资料编入史书，悄悄地流传下来。《史记·儒林传正义》是这样记载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秦既焚书，恐天下人不从所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问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据此可见，秦始皇有过第二次坑儒也是事实，仅因为手段秘密，后人不敢公开揭露就是了。也有人说这所谓的第二次坑儒***也就是公元前212年在咸阳坑儒的那一次。只是一次坑儒的两种传说。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因为两次坑儒说法大不一样，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前一次是公开在咸阳坑的，后一次在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地里秘密坑的，而且所说人数也不一样，一次是460人，一次是700余人。而且历史上第一次揭露秦始皇有第二次坑儒的学者卫宏也不是一般的信口开河者。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精通“文艺”史书和训诂的专家，他写的《汉阳仪》记载了许多西京故事，都是经过长期深入的***访、研究、整理后，才写出的。因为汉光武帝比较开明，重视学术研究，所以才敢揭露秦始是第二次坑儒。但卫宏毕竟是汉光武帝时代的学者，他是何以考究出秦始皇的第二次坑儒的呢？所据是什么资料呢？又令人作疑。而且他也末点明第二次坑儒的具体时间，这只能让后人继续去猜“谜”了。
指术士！
“焚《诗》《书》，坑术士”是两件事。 先是“焚《诗》《书》”。其背景是当时秦奉行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可当时国家却是初统，春秋战国时形成的众多学说仍在百家争鸣，时常非议朝政。其直接的导火线则是主张“复古、师古”的儒家学者大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引起法家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得到秦始皇认可，于是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私藏的《诗经》、《尚书》。 “坑术士”是第二年的事儿了。当时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养了很多术士，并给予极高的待遇。可吹牛骗人总是不能长久啊，眼看就到了交“仙丹”的时候了，带头的几个术士就先跑了。跑你就跑吧，可他们临跑前还召开了一个技术研讨会，最后得出一个“因为秦始皇暴戾无德，所以才炼不出仙丹”的结论！因此秦始皇暴怒，下令彻查，看看都是谁在谤毁他的名声，最后将牵连到的460多个术士（其中可能也有不满秦始皇“焚《诗》《书》”的儒生）全部坑杀！
秦始皇的统一措施： ①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大权独揽，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为“三公”。“三公”由皇帝任免，绝对服从和执行皇帝的命令。在地方建立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郡，每一个郡有守（等于）、尉（等于边防区司令）和监（等于监察专员）各一，郡下设县，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 ②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中国的文字在战国时代已有分歧的趋势，自此以篆为标准。度量衡的单位也标准化，车轴的长度也随着划一。全国有声望的家室12万户，一律迁居于国都附近，以防止地方力量再起。除了秦军所用的兵器外，其他一律没收销毁，铸成12尊庞大的铜人，放置在皇宫之前。 ③统一法律。据《史纪》《汉书》的记载，秦法仅刑就分为戮、腰斩、车裂、坑（活埋）、凿颠（凿破头脑）、抽胁、枭首，并推行连坐法和族诛，实施严重的刑法，以镇压人民。 ④“焚书”、“坑儒”，除了医药种树之书，其余尽行烧毁，焚书后引起儒生的不满，前212年，秦始皇又进行“坑儒”，活埋儒生460人。……秦始皇收养了许多占星学家和炼丹的术土，当中有两人有秦始皇聘任寻求长生药物，他们没有觅到药物，反而散布流言，指斥秦始皇性情燥急，不符合长寿的条件。皇帝大怒之下令卫士在都城里挨户搜索。上述两个人未寻获，可是被捕者460人，他们或是与这两人有交往，或是在卖弄相似的方式。最后这400多人全被活埋。 ⑤为了抵抗匈奴的入侵，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于前215年收复河套地区，设置44县。因怕匈奴在再次入侵，秦始皇征发农民，把战国时秦、燕、赵三国长城连接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近万里防御线，史称“万里长城。” 评价秦始皇的功过 ①完成了统一，结束了诸侯割剧的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历史发展，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 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③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开创了幅员辽阔的秦帝国，促进了民族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与繁荣,巩固国家统一，调整政治措施，保持社会安定，促进各民族的融合与团结。 ④建立了封建**主义制度，压制了人民的思想 ⑤焚书坑儒，摧残文化 ⑥实行暴政，大兴土木，建阿房宫，修骊山陵墓，耗费民力；法律残酷，最终促成农民大起义，使秦朝灭亡。总体评价：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树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其功绩是伟大的。但是，秦始皇横征暴敛，农民被迫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上交赋税，还要负担沉重的遥役，被征去修阿房宫、陵墓、筑长城达200多万人。秦始皇的暴政，给自己种下覆灭的恶果。 一、关于秦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问题 并诸侯,吞天下,天下为一.秦自商鞅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军功爵制度,使全国上下军民都纳入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这种多等级制吸引着每一个人来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秦的统治者是怎样利用土地,租税,爵位等等调动臣民的战斗力,"使天下之民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田"的.用经济手段调动了臣民的力量,打了胜仗又使秦国获取了更大的利益. 如此循环,这就是秦强和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基本原因,并吞诸侯的秘密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功是卓著的,但认为秦始皇统一代表了人民的要求,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等观点,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秦始皇统一后所实行的政策,从本质上与主流看,是他争取统一过程中实行剥削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且看秦统一后的事实是怎样反驳上述观点的吧. 秦始皇功过 二、从社会实际效果来检验秦始皇政策,措施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实行了一系列与这种统一相辅相成或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策,措施.例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二十七年,"治驰道".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 与此同时,北征匈奴,筑长城,南戍五岭,五次巡游等等,显赫的***排满了秦始皇的日程表.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和讲堂上,几乎众口一词,无不称赞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认为它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但是人们常常向历史学家们提出,赫赫的秦朝何以短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表现在哪里秦始皇既然作了那么多顺应历史发展的事业,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农民,而后不到一年就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这风云突变,如何解释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去分析秦始皇的政策与活动呢？ 我们认为,评论历史上一种政策,措施及其制定者的功过时,主要应根据当时的历史实践进行综合考察.应该说,秦始皇所***取的政策,措施,其中有一些是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然而是什么原因没有能够使这些政策,措施发挥作用,成为维系秦王朝长治久安的纽带,反而被淹没在愤怒的声浪中呢？ 这就说明,一种好的政策的实施不是孤立的,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政策予以保证.如果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政策或举动,双方不仅会有抵消作用,而且力量大的一方势必压倒另一方.任凭错误的政策和行为无限度泛滥,好的政策,措施就会黯淡无光,甚至根本失灵. 车同轨,修驰道,统一度量衡等等措施,照理讲应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秦始皇用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严密的队伍组织控制人民的迁徙自由,奉行比重农抑商更为严峻的"除末"政策,谪发贾人戍边,压制商业,使驰道不是通往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的康庄大道,而主要成为秦始皇吸吮人民血汗的大动脉和调兵遣将,运输军需,押送囚徒的干道. "书同文字",这无论如何评价,它本身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但文字毕竟只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内容却要广泛的多.秦始皇奉行"以吏为师"的政策,要人们只学法律,这就不是发展文化,而是窒息文化了.书同文变成了秦始皇推行封建文化**的工具."使黔首自实田","上农"政策和徙民垦荒等,对进一步巩固封建私有制和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本应有积极意义,但秦始皇却滥用民力,头会箕敛,使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完全遭到破坏. "焚书""坑儒",十几年来几乎都说是秦始皇反复古,***,坚持改革,维护统一的一项重大措施.评价更高者则认为是一次具有反复辟性质的政治思想革命.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还是对事情的过程与效果进行一番考察吧.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进颂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秦始皇听了喜形于色.没料到博士淳于越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他建议应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以防大臣篡权,警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又指出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秦始皇让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意见.随之,李斯发表了著名的"焚书"议,当即得到秦始皇的准许,付诸实行.就李斯提倡"师今",反对淳于越"师古"而论,无疑是对的. 但考察一下***的全部就会发现,出发点是对的,而落脚点却大谬.从焚书内容看,把非秦纪的史书和"诗书百家语"统统烧掉,显然过了头.那种认为焚书是为了统一,把百家争鸣同统一看成是格格不入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法家主张统一,儒家如孟轲,荀卿等又何尝不主张统一。 淳于越的建议尽管迂腐,其心还是向着秦始皇的."统一"不应是"统",特别在思想上更不能"统".禁绝百家,以吏为师,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讨之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焚书"的直接结果,是把秦始皇的极权推向了更高峰. 焚书之时已是秦始皇统治的晚年,当时社会危机已明显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时刻,就是从秦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应该让臣下七嘴八舌,寻求对策.可是焚书却完全堵塞了言路.对统治者来说,没有不同意见,就没有比较和选择,也就失去了应变的能力.秦朝只好沿着秦始皇那些极端政策更迅速地向覆亡滑去.所以"焚书"决不是秦始皇政治棋盘中的一步好棋. 关于"坑儒",我们许多同志把它看作是"焚书"的继续或镇压之举.为了分析这一历史公案,不妨把"招祸"那段文字摘引出来,弄个水落石出.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畏,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首先分析一下"坑儒"是不是"焚书"的继续.从卢生,侯生的议论看,与"焚书"***无关.相反,他们是在焚书之后更加受到重用.秦始皇曾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接着便讲如何器重方术之士等等. 事情是这样的乖戾,受青睐的方土也起来批评秦始皇了!秦始皇火冒三丈,勒令追查,结果把那些心怀不满的儒生一并拿来问罪,很显然,儒生是被株连受冤的.其次,就***的性质而论,卢生侯生等方士求仙药是荒唐的,而他们不正是投秦始皇之所好吗 如果秦始皇能够翻然悔悟,不再迷信鬼神,杀了这些方土也算有些道理.然而他并没有迈出这一步.试问,有权的迷信家杀掉无权的迷信家能算是革命家吗再则,就其内容来讲,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批评基本上是切中要害的,没有言过其实的诬罔谩骂之语.而秦始皇却以"诽谤我, 秦始皇功过 以重吾不德"为借口,搞了一场"坑儒"奇案.从社会效果看,如果坑儒之后带来了文化的新发展,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评价秦始皇的这一粗暴行为.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秦始皇以反复古为名走到了极端的文化**,一怒之下又杀了那么多人,这难道能称得起是革命吗综上所述,秦始皇所***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就单项推论,似乎无可非议;然而却被另外一些政策,措施所抵消,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或起点不误,落脚点却走到了起点的反面.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都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的各个阶级,阶层,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能够进行起码的正常的生活.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著名悼文中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想从事任何其他活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秦始皇恰恰从总体上无情地破坏了这样的基础.他的破坏来自两个方面:首先,秦始皇好大喜功,他超越战后秦朝物资匮乏,人丁稀疏的现实,不惜动用大量民力财力,进行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古长城,如龙腾蛇伏,绵延万里,巍巍壮观.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无穷智慧,仍为今天的人们所叹服. 然而,这却又是秦始皇不顾"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谬"的现实,不顾百姓之急,不养老存孤,一意"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的罪证."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呕哎哑,多于市人之言语." 唐人杜牧的这篇名作《阿房宫赋》,自然带有艺术的夸张.但为修阿房宫和骊山墓,动用"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那是司马迁清清楚楚写在《史记》中的.新近发掘出来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浩大的规模,威武的气派,也足证史记之不误,杜牧之合理. 始皇二十八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这驰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树以青松,坦坦荡荡,这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也算得上是空前的交通设施了.然而这又耗费了多少民力! 另外,"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这又耗费多少的民力!还有戍五岭,击匈奴,又是百万之众.不论上述这些工程,活动的性质如何,是它们的总和把人民淹没在大规模徭役,兵役的苦海里. 试想,一个连简单的再生产都不能维持的朝代,无论怎样用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某项事业有什么伟大意义来为它辩解,它也是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的.其次,秦始皇是一个少见的暴君,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刑罚之严使人没有伸屈之地,真是跋前后,动辄得咎. 我们一触及秦代的历史材料,成千上万的刑徒,罪人便映眼而来.刑徙,隐宫者,黥首者,被谪者,各种各样的"罪人",无处不有,无时不见,平均一,二十人中就有一名罪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绝非虚言.整个秦王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囚场. 范阳令"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范阳令这种人物的出现,恰恰是秦始皇行苛法的必然结果.就这样,秦始皇统治下的秦王朝成了一个刀光剑影,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的恐怖世界,这哪里还谈得上去贯彻推行那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呢？ 宫廷的狂欢作乐遮盖不住挣扎在亡线上千百万人民的***;周青臣之流的颂扬遮盖不住众生的愤怒! 面对着"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者相望","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者相望"的惨景,纵然用玫瑰的颜色来描绘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时,我们还应当充分估计到秦末农民提出的"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口号的意义."苦秦久矣"这个"久"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四人帮"及其御用史学家认为,秦始皇统治时期,"黔首安宁","黔首是富",老百姓像生活在天堂里,根本无苦,苦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才出现的. 这显然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也觉得秦始皇统一中国功劳大,把这个"苦"字算到秦始皇的头上,似乎感到有点与心不忍;如果把它从秦始皇账上一笔抹掉,又感到是严重地歪曲历史,于是乎就***取了一种轻重笔法,把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农民之苦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到秦二世和赵高时期就尽量说重.这种好心,当然也不能准确地解释历史.贾谊在《过秦论》中说过:"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筈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贾谊的偏见我们暂且不论,但陈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只能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苦久"的大爆发. 陈胜,刘邦关于"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口号的提出,能使我们从阶级斗争的总和中去认识秦始皇的统治,去更深刻地分析秦始皇各项政策,措施的实际意义.我们这样来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是不是要全部否定呢当然不是. 我们评价历史,不仅要从当时历史的总和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历史的总过程来考察.秦始皇的一些举动,尽管使一些好的政策,措施失去了影响当时社会的机会,但这些好的政策,措施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因为秦始皇的某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客观过程的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之树所结的果实是不会因为秦朝的灭亡而消失的.只要这种历史必然性还在起作用,秦始皇的某些政策,措施就会作为历史遗产而影响后世和启发来者的头脑.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由于是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尽管被秦末农民起义及以后的农民起义多次打乱, 秦始皇功过 但封建统治者一旦得势,总是千方百计把它恢复和健全起来.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是经济文化交往的工具和经济文化发展所要求,所以这些措施便作为历史遗产为后来的人们所继承和应用.长城在以后民族斗争中,作为防御工事还起过作用.戍五岭是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重要的历史一环.当然,这种影响和作用不是秦始皇的政策,措施原生形态的简单再现,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基础上,作为历史的因素起作用.总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取的政策,措施及其活动,有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的则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后者力量大于前者,破坏了推行那些正确政策,措施的社会基础,造成那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峻形势,对此秦始皇是要负责的.在以往的著述中,几乎总是说秦的统一有利经济文化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等等.这种把统一说成是绝对好的观点是不符历史事实的.在阶级社会里,统一总是同一定的政治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封建的统一比封建的战乱有可能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封建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也可能为统治者胡作非为,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因此封建的统一同经济文化的发展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逻辑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比扰扰嚷嚷的战国是个进步,但统一之后,由于秦始皇统得过,凭借极权强行搞了那么多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超越当时人民负担能力的活动,反而窒息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大农民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因此,对统一要进行具体分析. 三、从英雄到孤家寡人 秦王朝从胜利到走向灭亡的历史,也就是秦始皇从英雄转变成孤家寡人的历史.对于秦始皇的这种转变,要从历史客观现实的变化和他本人品质的结合上来说明.秦始皇是个幸远儿,他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这里我们先引几段当时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长平之战后,国子劝齐合纵抗秦时说道:"秦伐魏取安邑,伐赵取晋阳,伐楚取鄢郢矣.逼三国之君,兼二周之地,举韩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赵魏,疏中国,封卫之东野,兼魏之河南,绝赵之东阳,则赵魏亦危矣."一说客对韩王说:"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地;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不可以为存,适足以自令亟亡也."李斯入秦后,第一次与秦王政谈话也说到:"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统一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已为人们的目力所及了.但是,秦对东方六国战争的艰难性所造成的严酷的现实,使那些与上述论调持相反态度的游说之士,仍有活动的场所.例如,秦王政十年,齐王建入秦称臣,就遭到即墨大夫的反对,主张联合三晋及楚,"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即使在秦灭亡六国的前夕,顿弱在向秦王政献离间六国之计时也还说:"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事实上,东方六国也常常在重大战役上战胜秦军,使秦始终不敢等闲视之.例如,魏安厘王三十年,即秦王政即位的前一年,无忌回到魏国,率领五国兵攻秦,大败秦军于河外,秦大将蒙骜退走.秦王政即位的第六年,韩,赵,魏,卫,楚共击秦,取寿陵.赵王迁三年,即秦王政十四年,赵国大将李牧在肥垒(今河北藁城一带)大败秦军;第二年,李牧又打败秦军于番吾(今河北灵寿县南).至于秦始皇对楚国的战争,就更加艰苦.你看,果子已经成熟了,然而想摘取它又是这样的艰难.这就说明,秦始皇必须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方能争取战争上胜利.否则,稍有大意,就会招致失败,甚至前功尽弃.现实就是这样的矛盾.而恰恰是这种不时有漩涡出现的历史潮流,成为造就秦始皇这个英雄人物的基础.人们常常说,"时势造英雄".那么是什么样的时势才能造英雄呢一般地说,要具备这样两个特点:即宜人之势和逼人之势.秦始皇善于在这样的风浪中游泳,他在宜人的形势中善***其"宜",在逼人的形势下善克其"逼",表现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品格. 第一,他敢于作出灭亡六国的战略决策.当时,秦始皇面临着两种抉择:有人建议他勿灭六国,免盛极而败;有的则建议他一鼓作气,统一天下.他自己也提出过"山东之建国,可兼与"的疑问.历史上常常有成熟的时机而被决策人物放走的事例,造成历史性的错误,人们为此而长叹.例如长平之战后,秦本可以一举而灭赵,白起就曾这样主张过,但是由于秦昭王的犹豫,这个时机悄悄从秦国那些达官贵人们的身旁溜走了.秦始皇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即像李斯所说的那样:"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我们决不能把李斯的话视为危言耸听之论,因为当时的确是胜负未卜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处于决策地位的人物决而不决或决而不当,常会使历史走一段或长或短的曲折之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秦始皇在进行统一这个问题上英明果断,当决而决,正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 第二,军事进攻与政治上的分化瓦解配合得巧妙得当.我们纵观秦灭六国的过程,秦始皇***取了远交近攻,集中兵力,先易后难,中间突破,后扫两翼,最后灭齐的方针,在执行中又及时抓住可乘之机.灵活机动地变通主攻方向,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以政治上的分化瓦解,两者结合,得心应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第三,善于和敢于竭尽全力进行决战.秦灭韩,赵,魏,燕,有过艰苦的战斗,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总的说来,秦军是一种势如破竹的格局.可是在秦楚战场上,情况就迥然不同了.秦始皇在灭掉韩,赵,魏,燕之后,想一口吞下楚国。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於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彊，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二十馀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馀子莫从。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馀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於人，制人与见制於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赵高曰：?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臣请为子与丞相谋之。?
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於心而诎於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安讬命哉!?於是斯乃听高。高乃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於上郡。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尚安复请!?即***。蒙恬不肯，使者即以属吏，系於阳周。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阳，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也，而昬乱主之所禁也。臣请言之，不敢避斧钺之诛，愿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柰何?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於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咸阳市，十公主矺於杜，财物入於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词目
事不师古
发音
shì bù shī gǔ
释义
形容做事不吸取前人经验。
引用
《前汉演义》第五回 信佞臣尽毁诗书 筑阿房大兴土木 ...于越究是齐人，所以仅知田常。若无亲藩大臣，尚有何人相救？总之 事不师古 ，终难持久，今青臣又但知谀媚，反为陛下重过，怎得称为忠... 《五代史演义》第三十二回 悍弟杀兄僭承汉祚 逆臣弑主大乱闽都 ...即皇帝位，改元保大。太常卿韩熙载上书，谓越年改元，乃是古制， 事不师古 ，勿可以训。璟优旨褒答，但制书已行，不便收回，就将错便... 《史记》李斯列传 ...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 事不师古 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 《史记》秦始皇本纪 ...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事不师古 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外阙藩维之助。陈、项一呼，海内沸腾，陨身于望夷，系颈于轵道。 事不师古 ，二世而灭。汉祖勃兴，爰革斯弊。于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 《南齐书》卷十七·志第九·舆服 ...仪，下设两盖之饰，求之志录，恐为乖衷。又***为麟首，加乎马头， 事不师古 ，鲜或可施”建武中，明帝乃省重盖等。金辂。〔制度... 《周书》卷二十四·列传第十六·卢辩 ...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宣帝嗣位， 事不师古 ，官员班品，随意变革。至如初置四辅官，及六府诸司复置中... 《隋书》卷一·帝纪第一·高祖上 ...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学近代帝王， 事不师古 ，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癸亥，突厥沙钵略遣使贡方物... 《隋书》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百官上 ...有变革，然犹承周制。秦始皇废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创立朝仪， 事不师古 ，始罢封侯之制，立郡县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 《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四·牛弘 ...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 事不师古 ，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 《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第十一 ...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学近代帝王， 事不师古 ，传位于子，自求逸乐哉。"癸亥，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朝贡... 《北史》卷三十·列传第十八 ...太子正宫尹之属，亦后所创置。而典章散灭，弗可复知。宣帝嗣位， 事不师古 ，官员班品，随情变革。至如初置四辅官，及六府诸司复置中... 《旧唐书》卷二十一·志第一·礼仪一 ...三年三月，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仪凤二年，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 事不师古 ，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 《旧唐书》卷二十二·志第二·礼仪二 ...止者，何也？非谓财不足、力不堪也。将以周、孔既遥，礼经且紊， 事不师古 ，或爽天心，难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则天太后总禁闱之政... 《旧唐书》卷二十六·志第六·礼仪六 ...古帝尧。"《孔氏传》曰："能顺考古道。"传说佐殷之君，亦曰" 事不师古 ，匪说攸闻。"考之古道既如前，验以国章又如此，将求典实... 《新唐书》卷一百三·列传第二十八·苏世长等 ...，除民害也。今反以猎为娱，行之无常，不损盛德哉？《传》曰：" 事不师古 ，匪说攸闻。"然则探道在学古，学古在师训。孔颍达奉诏讲...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列传第三十九·崔徐苏豆卢 ...，欲止抑之，故加税耳。然唯敛工商，而不及往来。今一切通取，则 事不师古 。且四人异业旧矣，复动而摇之。市者，兼受善恶也。若甚，...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四十三·张韦韩宋辛二李裴 ...於下；委积无仓卒之危，垂拱无颠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动心虑， 事不师古 ，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赏，倍十增官，金银不供...
秦始皇“焚书坑儒”，早就定格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天下举凡读书人皆好称引，鲁迅用它来和焚书相比，博尔赫斯用它和造长城来对始皇帝***议论。独立的史家偏生有其独特的癖好，他不敢就在***设的基石上扑扇想象的翅膀，更不屑于人云亦云，总是费尽心机试图描绘一个更详细的过程或者寻找一个更合适的理由，而孜孜以求的结果常常竟真与所谓的“常识”大相径庭。
一 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对书籍和读书人的迫害时时都在发生从未中止。类似“焚书坑儒”这样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既非第一次，更远远算不上最大的一次。史上大“革”文化之“命”的惨烈事历历可数，固不待言；而“焚书”更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即已发生：在商君教引下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如果我们重新查账的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其实真算不得十分严重。
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被书呆子型的博士淳于越直斥为面腴；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却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自商鞅变法后，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大大提高了它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因此秦始皇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
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秦始皇此举完全可以理解。
《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民间不许再收藏、传授《诗》、《书》、百家语，但博士职掌的这些书籍还是被保留的。“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儒、道、名、墨等诸家学说在民间被禁，唯法令可学，鼓励向“吏”学习各种法令。此外，“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各种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也都受到保护。
项羽火烧咸阳，包括《诗》、《书》、百家语在内的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在劫难逃。但《诗》、《书》之类终究还是很好地得到了传存。《六国表序》：“《诗》、《书》所以复见者，多***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秦始皇焚书令下，象伏生这样的读书人抱着简册就跑掉了。汉惠帝“除挟书律”后，文、景、武帝时各种秦际遭禁的《诗》、《书》、百家语在民间大量出现。其称大宗者如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的孔壁书，河间献王搜集的古文书，河内女子发老屋而得的古文书。汉以后《诗》、《书》等儒家经典更是发扬光大。
反倒是秦际特准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这些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灭绝失传。要不是这些年陆续发现了不少简帛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方、病方、脉经、胎产书、导引图、美食方（最近在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中发现）等等，我们对古代伟大的实用技艺知识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的那张书目单上。
秦始皇在“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之后，“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虽属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但儒生和方士事实上确实还是相当自在甚至可以说很活跃。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秦始皇羡慕长生不的“***”，用侯生、卢生等方士以求灵芝仙药。方士以无法交差而“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
同样值得细细分析的一次***。首先，令秦始皇愤然的候、卢、韩、徐诸生皆是方士。被逮着的诸生及其“传相告引”而供出的“犯禁者”中或有些是儒生，但确确实实司马迁时代，并没有“坑儒”一说。《史记·儒林列传》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其次，方士以所谓仙药诱惑人主并造谣诽谤，罪当杀。“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处置亦未见得有什么特别过分处；如果我们同样相信《史记》的话，比起长平之战大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来，堂堂始皇帝坑杀460余人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是两个实际影响并不算太大的***，为什么会给国人世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固定地作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我一直怀疑有人作了手脚，进行了故意的夸大。
二
首先应该考察的是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正是司马迁最早把两个***联系在一起。
司马迁本人“年十岁则诵古文”，为太史令又“由石室金匮之书”，他学《书》从孔安国，《诗》当宗今文，《春秋》主公羊学，其父又是杨何《易》的传人，焚《诗》、《书》之痛在司马迁时代已经消释。至于“坑术士”，且不说主要的肇事者事发之前早就逃亡，坑杀的460余人也是多在咸阳。再者说秦始皇不久下世，秦二世时天下纷乱，很快秦亡，秦针对方士的报复再也看不出还有些什么。相反，最近在湖南、湖北大量出土的秦汉简帛中日书、式法之类的方术书特别的多，说明坑术士对楚地流行方术没有什么不利影响；很多简帛延用楚系文字，甚至表明秦灭楚也未完全消弭楚地方性格的存在。
实际上，根本上戕害了文化的是秦严厉实行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颜之推对此或有所察觉,《颜氏家训·书证》：“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说董卓“焚书”而秦“灭学”，其有意乎？法家倡导并推行了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商鞅将《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商君书·去强》、《商君书·靳令》）韩非子完整提出了法、术、势一整套强化君主统治的理论，站在极端扩张君***力和威势立场上的韩非子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西周时，学在王官，各种知识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的技艺在王官职掌的职业内部传承。孔子创办私学，有教无类，从而开创了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新时代。其后，原来有各门王官之学渊源的诸家纷纷办学授徒。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为图王霸称雄而革新变法；而乱世之际，各家各派之思想学说又都特别重视国家政治思想，因此备受君王重视。诸子百家以此而兴。
齐国的稷下学宫最生动反映了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争鸣的盛况。田齐桓公午光大齐桓公小白设“庭燎”、“啧室”之美，更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包容百家，言论学术充分自由，齐国也因此步入最强盛时期。儒、道、名、墨、法各家学者云集稷下，著名学者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衍、接子、田巴、鲁仲连、慎到、宋研、环渊，晚期的荀子曾三为祭酒。稷下学者在互相探讨、争论中，直陈己见，博***它长，学术自由而昌盛。
惜乎齐之亡于秦。秦国任用法家，法家专制集权、钳制思想的政策对于战时经济和军事来说行之有效，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很自然地继续延用法家治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而对此政策负有根本责任的韩非子、李斯竟然就是提倡诵《诗》、《书》隆礼乐的稷下祭酒、儒学***荀子的学生。法家主张法今反对法古，但其文化政策恰恰就是在复辟学在王官愚昧黔首的旧时代。
司马迁写《史记》正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初倡，比较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两项政策如出一辙。除了儒家代替法家而外，两代的文化政策竟是同样专制霸道。常说儒法斗争，质其实，汉代儒家就是秦代法家文化政策的传承者。
汉武帝即位之初，即用卫涫等人建议，罢黜黄老刑名。但通常都认为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倡导者。汉武帝举贤良文学，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在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一对策得到汉武帝肯定。《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谭，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汉武帝时，国家已从极度贫弱中恢复过来，代之而起的是旨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大变革；对外政策也一改与匈奴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而为主动出击，在西域张骞凿空，开疆拓土。相应的，在文化上，原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需要。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司马迁固然有古史官的背景并受其父道家学说影响而有不同于董仲舒，以身遭摧残而怨恨于汉武帝；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身上同样浓厚地具有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史记·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以六经为治国之根本，效法《春秋》而作《史记》以为后世立王法，为人伦立准则。司马迁之作《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其所谓“一家之言”，正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云云，正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合符契。
司马迁最早将秦始皇“焚《诗》、《书》”和“坑术士”两个***联系在一起，并夸张地认为至使了“六艺从此缺焉”；而针对孔子正定的治国之本六经的破坏，在自负承继人的司马迁眼中，其罪莫大。“焚《诗》、《书》”和“坑术士”两次后果本不算严重的***被联系，并由此自然推衍而夸大，从而实质性掩盖了秦始皇实行的危害极大的文化专制政策。于是秦始皇对文化之摧残成了个人的行为、孤立的***。历代无数文人对秦始皇个人的暴戾行径痛加斥责，却无视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可以说完全就是被故意导引的结果。
自汉武帝时始，掩盖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的行为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而这种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同样的政策正在被实施中。汉代自武帝始逐步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汉元帝、汉成帝时已达极至，诸子百家语及各种实用技艺遭毁禁而大量绝亡。
三
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说的“焚《诗》、《书》”，“坑术士”两件事本身也确是历史的真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只是罢黜不治五经的太常博士，“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序》）一直到东汉末年，儒家而外的各家学说还是传存不少。
真正歹毒无比的是将“焚《诗》、《书》，坑术士”改成“焚书坑儒”的人。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有一篇***冒孔安国作的《序》，“焚书坑儒”最早出现在其中：“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为什么最早改作“焚书坑儒”的是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其实并不难理解。司马迁说“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实际情况是六经除了《乐》（因为本来是配合《诗》演奏的乐谱而没有文辞）以外，五经几乎完整保留，唯一历秦火而确实遭损的是《尚书》。因此要将秦始皇“焚书坑儒”定为千古之罪，最有力的武器是《尚书》；而最合适的攻击者是身为孔子后人并传《古文尚书》于司马迁的孔安国。
《尚书》的流传肯定是文献学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秦始皇焚书，秦博士伏生抱着竹简跑掉了，《尚书》被藏屋壁。等汉惠帝开挟书律，伏生再从屋壁取出《尚书》，可惜已残，拼凑仅得28篇，就在齐鲁间传授。文帝时征求能治《尚书》者，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翁，于是派晁错去学，这样28篇《尚书》入藏秘府，是为中秘本。（《史记》及《汉书》的《儒林传》）伏生***数传后获立学官，是为《今文尚书》。
《尚书》在西汉就出现了古文本。《史记·儒林传》：“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孔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家藏有《尚书》（有人说也是藏在屋壁的，因此与孔壁书相混），比起伏生的《今文尚书》多出十余篇，这是《古文尚书》，另外河间献王也从民间得《古文尚书》。刘歆以孔壁本《尚书》多逸书16篇，请立于学官，遭今文学家反对而引起影响久远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时，杜林自西州得漆书本《古文尚书》，但并没有逸书16篇，篇章与今文经一样，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都为之作注。
东晋时有一个豫章内史梅赜（颐）的人上献了用“隶古定”写的伪《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再编出25篇，以凑成刘向说的古文58篇之数。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学者费尽心机，如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方彻底证明了这一作伪案。如果更周全地考虑到文献传承的复杂情况，那么比较更合适的表述应该是：伪孔传《古文尚书》在整体结构上是伪造的，但不排除在具体内容上对有来历资料的使用。
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经典释文》即作“梅颐”或“枚颐”；此人字仲真，“古名‘颐’，字‘真’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部》）；东晋时确有一豫章太守梅颐字仲真，《世说新语·方正》曾提及此人。
虽是梅颐献上的伪书，但作伪者却非其人。作伪者究竟是谁，考订者说法不一，如王鸣盛说不是王肃就是皇甫谧（《尚书后案·辨孔颖达疏》），还有人认为出现过两次伪孔本（程廷祚《晚书订疑》）。王肃注经与郑玄相对，他很有作伪的可能，但朱彝尊、程廷祚、陈澧、吴承仕、陈梦家等学者以众多证据证明了王注《尚书》与伪孔传本不一样。
真正的造伪者应该是郑冲。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虞书》大题下曰：“《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非今本《晋书》）影宋刊本《太平御览》卷609引《尚书正义》：“……《古文尚书》，……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於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颐奏上，始列於学官，此则古文也。”郑冲才是伪《古文尚书》的真正始作俑者，其后的传承谱系是：郑冲传苏愉，苏愉传梁柳，梁柳传臧曹，臧曹传梅颐。梁柳是皇甫谧的外弟，故皇甫谧也得是书，所以，孔颖达还说：“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於《帝纪》”。（《尚书正义序》）
如果说伪孔传《古文尚书》多少还拼凑了些零零星星的原始资料，那么伪孔安国前序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伪作，最可能的造伪者是郑冲。自汉以来，《尚书》各篇原有之序都总为《书序》一篇，附于全书之末；如果照录，则比刘向说的58篇多出一篇，遂将各篇之序分开，按时间先后附在各篇之首或尾。书前另外再伪造了孔安国的序，也就是我们说的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
伪孔传《古文尚书》前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将“焚《诗》、《书》，坑术士”改为“焚书坑儒”，手段狡猾，用心歹毒。进一步考察郑冲是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话，我们甚至还能发现这种恶意更改背后的现实政治目的。
郑冲（？－274），魏陈留王曹奂景元四年（263）拜太保，晋武帝受禅后拜太傅。身为两朝重臣，史书记载的郑冲很有令誉，《晋书》本传称他“卓尔立操，清恬寡欲”，“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他在曹魏时“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箪食缊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在晋时又是“虽位阶台辅，而不预世事。”看起来是个温和清静之人。但考虑到晋本是篡位而得天下，魏晋之际政治风云险恶，我们对史书上的话是不能不提防的。
郑冲起自寒微而“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终“以儒宗登保傅”（《晋书?儒林传》）。司马氏家族是河内服膺儒教的大族，司马懿的祖父司马隽即“博学好古”，其父司马防家中“父子之间肃如”；而曹魏出自寒族，且与阉宦有关，曹操“任狭放荡，不治行业”，“细政苛惨，科防互设”，节俭礼制，“唯才是举”，根本与儒学精神相违。因此晋之篡魏实际上是儒教政治在社会稳定后对乱世所行刑法的变革。
郑冲以儒学***而干政，其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所以“率群官劝进”并“致晋公茅土九锡”的是他（《晋书?文帝纪》），代表魏元帝“奉皇帝玺绶策书，禅位于晋”的还是他（《晋书?礼志上》）。晋立国之初，郑冲与荀顗“裁成国典”，以复古周官五礼为标榜定立礼制，并切实行三年之丧礼（《晋书?礼志》）；又助贾充重定法律（《晋书?刑法志》）。本传所谓“文帝辅政，平蜀之后，命贾充、羊祜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谘于冲，然后施行”，其言不虚，郑冲是晋时制度的总设计师。
郑冲“经为帝师”，他为高贵乡公讲《尚书》是件很出名的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讲尚书业终，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晋书》本传亦记此事。以郑冲与郑小同区分而言，或恐与他们家数不同相关。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曹魏时的《尚书》***，传郑玄家学；怀疑郑冲的《尚书》学与王肃相关。《晋书?刑法志》说郑冲定晋律之前的旧晋律“诸儒章句，但取郑氏”，“未可承用”，或可为一旁证。
郑冲屈学干政，为现实之政治不惜作伪、删改史说，是将儒学作为绝对之儒教，已根本上背离了孔子开创私学、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真精神。为文化专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务，是郑冲刻意厚诬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正原因。
历史总是很容易就被某些有现实用意的人利用作借口或是遁词，人云亦云而三人成虎。好在真正的史家坚定地相信史实的唯一存在，并习惯于处理层层歪曲删改的史料以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的真实，只要不是全部史料统统被烧光。
焚书坑儒
到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丞相李斯加以反驳。他指出，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儒生们“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统一可能遭到破坏。因此他建议：
一、除《秦纪》、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逾期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作城旦（旦即早晨，是清晨就开始筑城的一种苦役）；
二、谈论《诗》、《书》者处，以古非今者灭族；
三、严禁私学，“以吏为师”。
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建议。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
公元前212年，一些方士和儒生对秦始皇进行议论、诽谤。于是秦始皇下令追查，共逮捕了460人，全部坑杀在咸阳。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取的两项重大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把以前分裂的诸侯国改为郡县。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说：“不遵从以前的制度和风俗，是不会长久的。”这种说法引起民了争论。
丞相李斯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法规制度应因具体情况而定，古代的制度是不能适用于今天的。同时他又指出，上面的说法扰乱民心，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应该严加禁止。因此，他建议：除官家藏书和秦国史书以外，所有的《诗》、《书》、百家语和史书一律烧掉，有敢谈论《诗》、《书》的杀头；医药、算卦、农业的书不烧；禁止私人办学等。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
秦朝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后，一些儒生和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又建议封子弟功臣以为枝辅，其依据的理由即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认可。当时所焚之书包括两部分：一是统一前的列国史记，二是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至于秦国的史书、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百姓家藏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之书，则不在此列。所籍都必须在三十天之内上交地方官府焚毁。为此还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如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等。焚书对于古代文化典籍是一个极大的破坏。由于六国史记被焚，战国纪年至今还不能完全搞清楚。
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从性质上来说，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但起因有所不同。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寄希望于方士寻觅仙药。因此，方士侯生、卢生等很受宠幸。有两个方士一类的人物卢和侯生，平日很得秦始皇的信任。正是这两个人，又在背后议论指责秦始皇，说他凶残好杀。在一个晚上，这两人弃官逃跑了。秦始皇闻讯大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黔首，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
秦始皇知道了这些事情后，不同地大怒道：“我对这些方士这么好，他们却在背后议论我，又背叛了我。方士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咸阳的书生有几百，肯定经常妖言惑众。这次一定要彻底清查一下。”随后，他就叫御史把咸阳书生都抓起来拷打、盘问。这些书生刚开始都大喊冤枉，等被打得一个个皮开肉绽时，都屈打成招了。秦始皇命令把这些书生都杀了。公子扶苏替他们求情，反而被秦始皇臭骂了一顿。监斩官看到秦始皇怒气冲天，就把这些书生全部赶到一个深谷中，用石头把谷填满，把这些书生活活坑埋了，总计有四百六十多人。这一***发生后，连始皇的长子扶苏都觉得过于残暴。他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百姓尚不得安宁，这样做恐怕会引起骚动。秦始皇听了，反而把扶苏贬到上郡去监督蒙恬军。坑儒激起了儒生的普遍反抗。陈胜、吴广起义后，孔子的后裔孔鲋立即怀抱礼器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就说明了这一点。
坑杀了咸阳的四百六十多个书生后，秦始皇暗想着要把天下的书生全部杀了，斩草除根，不留遗患，但又怕书生逃跑，秦始皇就想了个计策。他命令地方官员，访求各地的有名的书生，送到京城以待录用。不过几个月，各地方就送来了七百多个想当官的书生。秦始皇命这七百多人都为郎官，把这些书生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年冬天，有人报骊山的马谷中硕果累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秦始皇就让这七百多书生去马谷看一看。这七百多书生到了马谷一看，果然有几个瓜果，新鲜得很。大家正在议论时，就听一声爆响，随后石头像雨点一样从谷上落了下来，瞬间，这七百多书生就被砸在马谷。而所谓的瓜果，是因为马谷地下有温泉，所以四季如春。秦始皇密令心腹，先在谷内种瓜果，后来还真的结了果实。这些书生哪里知道秦始皇的阴险毒计，全部屈在马谷中。
焚书坑儒暴露了秦政的暴虐以及当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离德。秦始皇想***取严厉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最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思想的统一，只会锢闭思想，摧残学术文化的发展，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焚书坑儒的结果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指鹿为马
zhǐ lù wéi mǎ
秦二世时，丞相赵高野心勃勃，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能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可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
一天上朝时，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满脸堆笑地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这分明是一只鹿嘛！便笑着对赵高说：“丞相搞错了，这里一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
大臣们都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不知所措，私下里嘀咕：这个赵高搞什么名堂？是鹿是马这不是明摆着吗！当看到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两只眼睛骨碌碌轮流地盯着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两只眼睛骨碌碌轮流地盯着每个人的时候，大臣们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
一些胆小又有正义感的人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因为说***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又怕日后被赵高所害。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平时就紧跟赵高的奸佞之人立刻表示拥护赵高的说法，对皇上说，“这确是一匹千里马！”
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
故事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成语“指鹿为马”比喻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