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主要是指中国明清时期统治者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摘取所谓违碍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称文字狱。
文字狱《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因为案件完全是由写文章引起的，就管它叫“文字狱”。
中国封建统治者为镇压属下和文人的反抗,从其奏章、书札、著作中摘取片言只语,罗织罪名而制造的冤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文之密,规模之广,处刑之重,在封建社会中,以满清的文字狱最为惨烈。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就有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一、文字狱产生的原因
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
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雍正皇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民，***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取招抚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清朝是满清入侵中原，冒充正统以自居，对天下极尽压迫与变态。
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3种情况：
①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
②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
③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威而出现的文字狱。
文字狱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严重历史后果；它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
到乾隆末叶，一方面清廷已经通过文字狱达到了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隐伏着的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清代统治者面临着比反清思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字狱遂趋于平息。
二、文字狱概况
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近百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互相攻讦”而起；
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
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乾隆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65案,主要有:谢济世著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李绂诗文案、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澹归和尚徧行堂集案、陶煊张灿同辑国朝诗的案、黄检私刻其祖父黄廷桂奏疏案、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案、阎大镛俣俣集案、余腾蛟诗词案、王道定汗漫游草案、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等。
文字狱是扼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顺治二年(1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允禛篡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暴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暴君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暴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暴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暴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暴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暴君荒*无道，什么酷刑都想得出。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暴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暴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暴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暴君的重臣，没有他二人，暴君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暴君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暴君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暴君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暴君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暴君，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暴君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暴君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暴君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暴君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暴君“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暴君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暴君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暴君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暴君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很好的摧残，暴君政绩斐然。雍正十一年(1733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死去，乾隆帝还***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却说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州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
说起年羹尧，人们最大的印象大概就是《雍正王朝》里杜志国的形象，为人狠辣，如麻。他在平定***和青海中立下了赫赫战功，那么为什么却遭到了赐死的命运，真的是应验了那句“狡兔死，走狗烹”吗？ ?
年羹尧，字亮功，号双峰，同进士出身。官至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并加封一等公，可谓位极人臣。
他在平定***叛乱和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中立下无人可及的战功，并在雍正即位之初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因此被雍正视为左膀右臂，人称：内有隆科多，外有年羹尧。 ?
在雍正即位初年的时候，年羹尧主要起了两个作用：
一是替代十四阿哥允禵的位置。允禵也参与了“九龙夺嫡”且历来与雍正不和，何况他长期在外带兵，因此雍正对他颇有忌惮。
二是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元年，清廷晋封察罕丹津为黄河亲王，引起罗卜藏丹津的不满，随即叛乱。恰逢此时允禵离开西宁回京奔丧，遂用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中琪为奋威将军，平定了这场叛乱。
在这一时期，雍正与年羹尧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蜜月期，雍正依靠年羹尧稳定了江山，年羹尧依靠雍正获取了权力和地位。 ?
（图）年羹尧（1679年—1726年），中国清朝名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显爵集于一身。
雍正二年十二月，年羹尧在入京觐见雍正后奏报返回西安的情形。
在此奏折中，雍正作了长篇批示，告诫他：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雍正用罕见的长篇大论来强调：功臣不易，而帝王保全功臣更不易。朱批寓意深刻，但警告之意溢于言表。
那么雍正为何会警告他呢？
具载，年羹尧入京觐见雍正路过直隶时，命直隶总督李维钧和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入京后，他的车马行驶在专供皇帝行驶的御道上。觐见雍正时，“天子御前箕坐，无人臣礼”。
这些做法，在皇权至上的雍正帝看来是臣子绝对不可以僭越的。纵观朱批，雍正帝更多的是苦口婆心的规劝，希望年羹尧幡然醒悟。
因此说雍正之后杀年羹尧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实非持平之论。 ?
但从后来的情形看，年羹尧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变本加厉，丝毫不知道收敛。
雍正三年正月，年羹尧指示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而金南瑛却大有来头，是雍正心腹十三阿哥怡亲王的人，雍正认为这是年羹尧打压怡亲王，结党营私之举，不予准奏。雍正也私下批示臣子与年羹尧划清界限，对年羹尧的不满公开化。
他在批示这件事的朱批中说：“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的东西，岂是你年羹尧在朕前保举的人，岂有此理！你忍得如此待朕，朕实愧而下泣，即此字，朕实含泪对灯书成者，时常将头抬一抬，将心抚一抚，朕亦时常如此自问也。” ?
（图）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12.13—1735.10.08），即清世宗，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康熙帝第四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此类的朱批还有很多，然而年羹尧却不知悔改，肆意妄为，最终导致了事情到达无可挽回的地步。
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祥瑞。
群臣上书称贺，年羹尧也上书称贺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字迹潦草，并且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训斥说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
随即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的提督纳泰调回京城，防止其作乱。
四月，解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的职务，并命其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然而此时年羹尧却不速速赴任，致使雍正勃然大怒，一并革掉杭州将军的职务，并着手查处年羹尧***受贿，结党营私的罪名。 ?
直到此时，年羹尧方才意识到，雍正是下定决心要处置自己了。他便上书向雍正求饶，希望看在平定青海之功上，对自己网开一面。
他上书道：“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
雍正此时还看在年羹尧之妹年妃的份上，没有决绝的处置他。
但这年十一月，年妃病逝。
十二月，年羹尧就被逮至京城，经过大臣的参奏会审，罗列了九十二条罪状。单一条就足以杀了年羹尧，但雍正念其平定青海之战功，不忍加极刑，赐其狱中自尽。 ?
（图）清朝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十帝，享国二百六十八年。
雍正对年羹尧的情感，并非全是帝王的统御之术，也有真情流露的一面。
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旧疾，以及年的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以及年贵妃的情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甚至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也常常流露出对他的赏识，远非君臣之情可以概全。
赐死年羹尧数年之后，雍正帝还有一次对大臣们说：“人十成明白，有力量，像年羹尧。奏对甚得当，将来可大望成人。”
可见，雍正对年羹尧才具的赏识并没有因其获罪而被否定。
纵观雍正时期，得到雍正重用的像鄂尔泰、李卫等封疆大吏，虽没有博学多才，却是治理地方的能吏，他们始终恪守君臣之道，丝毫不敢僭越，终得善终。
由此可以窥探出雍正的用人之道，依次是君臣、才具、品德。年羹尧的死，不是因为他权势过大，在皇权至上的清朝，臣子的生杀予夺只是一句话的事。
也不是因为他品德恶劣，雍正朝***不止年羹尧一人，只要不过分，雍正还是默许的。
他的死，是因他窃弄威权，擅作威福，僭越了君臣之别。
在专制集权的时代，威胁了雍正对巍巍皇权的乾纲独断，有不得不杀之理由。
文 | 历史大学堂特邀作者：黄森
年羹尧之死视为雍正帝“狡兔死、走狗烹”的案例，是历史上黑雍正帝的惯用伎俩，对雍正帝是极为不公的。可以说，年羹尧的凄惨下场完全是他自己的作死、他自己的咎由自取！怪就怪他没理解职场的真谛——老大就是老大，跟他再熟、功劳再大，人家也是你领导，你也就是一个打工的，切记招摇！否则，你就越界了，轻则失业、重则失命，年羹尧就是最好的例子！
年羹尧自恃功高、骄纵跋扈，为了巩固黄泉，雍正给力年羹尧很大的权利，可以直接任命官员，在封建社会里任命官员都是皇帝说了算，但是雍正给了年羹尧这样的权利，是的年羹尧气焰更加嚣张，擅权专断、结党营私，达到了极致，这让雍正产生了警觉。
据说，年羹尧的用品与衣服用的都是**的，我们要知道古时候只有皇室才可以用**，这也可是看出年羹尧有多么的不可一世。
说到底就是年羹尧太膨胀了，认为雍正没了他不行，所以就更加的不可一世，不把皇帝皇帝放在眼里。雍正“得位不正”，胤禩、胤禟、胤禵这些人虽然口不能言，可不等于心里没有，不等于行止中没有流露，所以，消除胤禩、胤禟、胤禵这些政敌和谣言的源头，应是雍正的既定方针。而年羹尧、隆科多等人在这件大事上却与雍正背道而驰，大有忤逆威胁雍正之意，犯了领导的大忌讳。
政局稳定之后，雍正对年羹尧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大臣们发起了对年羹尧的群殴，纷纷上书论罪，罪名五花八门，雍正借势卸磨杀驴，将年羹尧一贬再贬，最终赐死年羹尧。
历史上功高盖主的最终都被皇帝赐死，所以做官还是需要洁身自好，公正无私，操守优良。
据史实记载，大儿子年富已经被雍正视为眼中钉，最终落得了斩首的下场，至于其他的子嗣，年满15岁的被流放，不满15岁的虽然可以不受牵连，但也只能接受世代为民不得为官的残酷现实，虽然表面看来令人唏嘘，但是在封建社会这也是人尽皆知的生存状态。
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王侯将相，对于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是深有感触的，无论为了皇帝做出过多大的贡献，一旦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或者遭到了猜忌，都会瞬间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曾经帮助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平息叛乱的年羹尧，虽然凯旋而归以后成为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年大将军，并且也深得雍正皇帝的赏识和恩赐，但最终也是因为功高盖主而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
看过电视剧《甄嬛传》的人都知道，华妃和哥哥年羹尧相互帮衬，在后宫和朝廷都有着很大的话语权，此时的年羹尧已经进入到了居功自傲的阶段，甚至出现了想要插手后宫的行为，在封建社会这种行为无疑是自寻死路，而雍正皇帝在发现苗头不对以后，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偏袒年羹尧，甚至利用各种机会打压年氏一族的势力。
对于向来都是因为军功而有恃无恐的年羹尧来说，虽然也发现了雍正皇帝对于自己态度的转变，只不过已经为时已晚，特别是在调职甚至革职以后便遭遇了墙倒众人推的残酷现实，失势之后更是被各路官员揭发出了多达92条的罪状，在赐死狱中之后年羹尧的子女后人自然会受到牵连。
文字狱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禁锢人们的思想，除了人为地创造出文字狱这样的世间悲剧，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而文化的浩劫，却给我们带未了无穷的灾难和落后。又有谁能说这些不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的缘故所构成的罪案，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专制统治考往往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异端，箝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历史上，因文字获罪的案件屡见不鲜，而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残酷，清代为最，文字狱一词，就出于清代。
清代的文字狱，是在其***基本稳定以后，随着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加强而产生的，它始于康熙，发展于雍正，到乾隆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时期，不仅文字狱定罪的范围超过了康熙、雍正时期，而且案件数量也增至康雍两朝合计次数的数倍。特别是乾隆查缴期间，各类文字狱层出不穷，数量急增。
清代文字狱之多，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后来清统一中国，可谓渔人得利。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这叫做“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是清朝统治者不能用武力夺得的。汉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各种著述里，遐迩流传、影响深远。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使他们坐卧不安。雍正帝说过：“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其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清代统治者对汉族反清思想防范惟恐不严，打击惟恐不力，到乾隆时更发展到了病态的猜忌和恐惧，必欲彻底泯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而后快。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又同满州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非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同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互相交织，彼此激荡，尤以清初表现最为激烈。从顺治到乾隆可统计到的约160起文字狱中，大部分案件或有反清的性质，或以蓄意罗织的反清罪状而成狱，清楚地表明清代文字狱的特殊历史背景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持续存在。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努力加强文化思想上的统治。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进行思想诱导。为此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企图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视为“狂吠”、“异端”、“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1663年(康熙二年)，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灾上一件罕见的大案——庄廷龙明史狱。庄廷龙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双目皆盲，不很通晓史事，但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年间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当地有志于纂修前明历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然信捧南明的正统。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还提到明末建州女真与明朝关系，这是清朝统治者极为忌讳的事。这部《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而撤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便买了一本去恐吓庄廷龙的父亲——此时庄廷龙已死——却被顶了回来，这是因为庄廷龙的父亲已买通了官府，有恃无恐。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了北京。清廷自然十分重视，严加究办。庄廷龙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共70余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四川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的吕留良案。成为雍正在位期间第一大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浙江石门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和日记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他在评选科举考试的墨卷时，发挥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阐发民族大义，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当人类看待，甚至视同禽兽，也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立场。在评选时文时，吕留良主张首先要分清是“华”还是“夷”，然后才能讲君臣之间的***关系。“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天位”，并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吕留良早死，曾静与***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帝九条罪状，劝岳飞后裔四川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岳钟琪密报朝廷，将吕留良的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也被杖责。清廷并于第二年九月，将吕、严、曾、沈所著之书及其言论和历次所下谕旨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行天下。以示警戒。并让曾静、张熙亲自到东南各省学府宣讲，当众认错，以消弥东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绪。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文字狱***。1750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7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托是孙嘉淦写的。卢、刘的意图是借此耸动人心，制造舆论，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到1751年6月，***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全国18直省，都在暗中流传，甚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牵涉其中。尤以湖广、江西最多。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将卢鲁生、刘时达处死，停止追查伪稿，草率结案。
乾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运动。所查范围之广、年代之长，是历史上少见的。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对乾隆帝的名字“弘历”二字没有分析颂扬，就被定为“大逆”之罪。巡抚海成奏请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功名，乾隆认为从罚太轻，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四十三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认为其诗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销毁，当地藩司陶易等连坐置重典。为徐诗作序的已死礼部尚书沈德潜，也被戮尸。
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这便是当时的恐怖现实。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我们，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爱惜羽毛 羽毛：比喻人的声望。比喻为珍惜自己的名声，行事十分谨慎。
安不忘危 在安全的时候不忘记危难。意思是时刻谨慎小心，提高警惕。
步步为营 步：古时以五尺为一步，“步步”表示距离短。军队每向前推进一步就设下一首营垒。形容防守严密，行动谨慎。
诚惶诚恐 诚：实在，的确；惶：害怕；恐：畏惧。非常小心谨慎以至达到害怕不安的程度。
惩前毖后 惩：警戒；毖：谨慎。指批判以前所犯的错误，吸取教训，使以后谨慎些，不致再犯。
持盈保泰 盈：盛满；泰：平安。旧指在富贵极盛的时候要小心谨慎，避免灾祸，以保持住原来的地位。
冲昏头脑 因胜利而头脑发热，不能总冷静思考和谨慎行事。
打草惊蛇 原比喻惩甲菟乙。后多比喻做法不谨慎，反使对方有所戒备。
大而化之 化：改变，转变。原指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后形容做事情不小心谨慎。
丹之所藏者赤 比喻交朋友必须谨慎选择。
杜微慎防 杜：杜绝，断绝；慎：谨慎。杜绝细微，谨慎防备萌芽。即消灭祸患难与共于萌芽状态之中。
奉命唯谨 奉命：接受命令；唯：只有；谨：小心谨慎。指服从命令，小心谨慎。
刚毅木讷 刚：坚强；毅：果决；木：质朴；讷：说话迟钝，此处指言语谨慎。孔子称颂人的四种品质。
祸从口出 灾祸从口里产生出来。指说话不谨慎容易惹祸。
谨小慎微 过分小心谨慎，缩手缩脚，不敢放手去做。
谨言慎行 言语行动小心谨慎。
兢兢业业 形容做事谨慎、勤恳。
敬小慎微 敬：谨慎小心。小、微：指细小、不起眼的东西。对细微的事物也***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形容待人处事非常谨慎。
敬终慎始 为人处事小心谨慎。
克己慎行 克己：克制自己；慎：谨慎。约束自己，小心做事。
老实巴交 形容人规规矩矩，谨慎胆小的样子。
敛容屏气 敛容：收起笑容，态度变得严肃。屏气：闭住气不敢出声。比喻有所畏惧而恭敬谨慎，不敢稍微放肆。
临深履薄 面临深渊，脚踩薄冰。比喻小心谨慎，惟恐有失。
临事而惧 临：遭遇，碰到；惧：或惧。遇事谨慎戒惧。
履薄临深 比喻身处险境，必须十分谨慎。
门无杂宾 家中没有闲杂的人来作客。形容交友谨慎。
讷言敏行 讷言：说话谨慎；敏：敏捷。指说话谨慎，办事敏捷。
谦虚谨慎 谦虚：虚心；谨慎：慎重小心。虙待人，小心办事。
前人失脚，后人把滑 比喻吸取人家失败的教训，小心谨慎，免得再失事。
如临深渊 临：靠近；渊：深水坑。如同处于深渊边缘一般。比喻存有戒心，行事极为谨慎。
如履薄冰 履：践、踩在上面。象走在薄冰上一样。比喻行事极为谨慎，存有戒心。
三缄其口 缄：封。在他嘴上贴了三张封条。形容说话谨慎。现在也用来形容不肯或不敢开口。
慎终如始 慎：谨慎；如：象。谨慎收尾，如同开始时一样。指始终要谨慎从事。
慎终追远 终：人死；远：指祖先。旧指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虔诚地祭祀远代祖先。后也指谨慎从事，追念前贤。
事以密成 事情因为严密谨慎而成功。
守口如瓶 守口：紧闭着嘴不讲话。闭口不谈，象瓶口塞紧了一般。形容说话谨慎，严守秘密。
夙夜匪懈 夙夜：早晚，朝夕；匪：不；懈：懈怠。形容日夜谨慎工作，勤奋不懈。
小廉曲谨 细微的廉洁谨慎。指注意小节而不识大体。
小心翼翼 翼翼：严肃谨慎。本是严肃恭敬的意思。现形容谨慎小心，一点不敢疏忽。
战战兢兢 战战：恐惧的样子；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形容非常害怕而微微发抖的样子。也形容小心谨慎的样子。
朝乾夕惕 乾：乾乾，即自强不息；惕：小心谨慎。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
不轻然诺 轻：轻易；然诺：许诺。不随便许诺什么。形容处事谨慎。也形容人守信用。
朝前夕惕 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
朝乾夕愓 指终日勤奋谨慎，不敢懈怠。
晨兢夕厉 兢，小心谨慎；厉，严格。指终日勤勉谨慎。
敕始毖终 自始至终警饬谨慎。
出门如宾 出外做事象接待贵宾那样认真谨慎。
打草蛇惊 打草惊了草里的蛇。原比喻惩罚了甲而使乙有所警觉。后多比喻做法不谨慎，反使对方有所戒备。
低心下意 指小心谨慎、专注不移。
多闻阙疑 闻：听；阙疑：有疑问的地方要保留。虽然见多识广，有不懂之处，还应存有疑问。指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
规言矩步 比喻言行谨慎，合乎法度。
讳树数马 表示居官为人忠诚谨慎。
火烛小心 火烛：泛指能起火的东西。原指谨防失火。亦泛指处事小心谨慎。
祸从口出，患从口入 指说错了话要惹祸，吃错了东西要生病。后多以强调言语必须谨慎。
鉴前毖后 指把过去的错误引为借鉴，以后谨慎行事，避免重犯。
金人缄口 金人：铜制的人。缄口：封嘴，指缄默不言。铜人闭口不讲话。形容言词谨慎。亦作“金人三缄”。
谨本详始 指事情一开始就要谨慎严格。
谨行俭用 谨慎行事，节省费用。
谨终如始 指谨慎小心、始终一致。
谨终慎始 指谨慎小心、始终一致。同“谨终如始”。
兢兢翼翼 形容做事谨慎、勤恳。同“兢兢业业”。
兢兢战战 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战战：畏惧的样子。形容害怕而小心谨慎的样子。
鞠躬尽瘁 指恭敬谨慎，竭尽心力。
鞠躬尽力 指恭敬谨慎，竭尽心力。同“鞠躬尽瘁”。
局高蹐厚 本指蜷曲不敢伸展。后常指小心谨慎，惶惧不安。同“局高天，蹐厚地”。
敛色屏气 收起笑容，屏住呼吸。形容谨慎畏惧，不敢放肆。
谩藏诲盗 指收藏东西不谨慎而招致盗贼。谩，通“慢”。
昧死以闻 昧：冒。闻：使听到。冒着死罪来禀告您。表示谨慎惶恐。
门无杂客 家中没有闲杂的人来作客。形容交友谨慎。同“门无杂宾”。
敏于事，慎于言 敏：奋勉，慎：小心。办事勤勉，说话谨慎。
明法审令 审：谨慎。申明法令，使***遵守，谨慎发布命令，避免出现差错。
谦虚敬慎 形容人虚心礼让，小心谨慎。同“谦虚谨慎”。
跼高蹐厚 本指蜷曲不敢伸展。后常指小心谨慎，惶惧不安。同“局高天，蹐厚地”。
跼高天，蹐厚地 本指蜷曲不敢伸展。后常指小心谨慎，惶惧不安。
日乾夕惕 形容自早至晚勤奋谨慎，不敢懈怠。乾乾，自强不息貌；惕，小心谨慎。
日慎一日 慎：谨慎。一天比一天谨慎。形容做事十分小心。
如临深谷 好像到了深深的山谷边上。比喻行事十分警惕，小心谨慎。
如履如临 形容做事极为小心谨慎。
慎始敬终 敬：慎。自始自终都谨慎。
慎小事微 谨慎对待微小的事情。
慎终承始 谨慎收尾，如同开始时一样。指始终要谨慎从事。同“慎终如始”。
慎终于始 指结束时想要慎重，在开始时就要小心谨慎。
夙夜不解 形容日夜谨慎工作，勤奋不懈。同“夙夜匪懈”。
夙夜匪解 形容日夜谨慎工作，勤奋不懈。同“夙夜匪懈”。
夕惕朝乾 指终日勤谨慎，不敢懈怠。
心细如发 极言小心谨慎，考虑周密。亦作“心细于发”。
心细于发 极言小心谨慎，考虑周密。同“心细如发”。
业业矜矜 小心谨慎的样子。
业业兢兢 犹兢兢业业。小心谨慎、认真负责貌。
以慎为键 用谨慎作锁。表示处事十分小心，不以言惹祸。
择地而蹈 选择地方行走。形容做事小心谨慎。
战战栗栗 战战：戒惧的样子；栗栗：哆嗦，发抖。因戒惧而小心谨慎的样子。
真独简贵 独处时谨慎，富贵时简省。
坐戒垂堂 不坐在屋檐下，恐瓦堕伤身。形容自爱、谨慎。
对于年羹尧之死，到现在都是众说纷纭，不过细细想来，历史上哪位皇帝不是独断专行，将大权全权集结于自己手中。
即便曾有过三省六部，最高决断的依旧是皇帝。俗话说功高震主，历代朝代中，但凡是帮皇帝打下天下的大将军，有几个善终的，不是最后起了叛逆之心，就是被皇帝因为忌惮废掉官职，亦或找个借口一杀了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擅作威福。
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二、结党营私。
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三、贪敛财富。
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扩展资料
对于他的死，有以下几个说法。
第一种说法：有专家认为，年羹尧因居功自傲，目无律法。在军队中，专横跋扈，欺压下属。在皇宫中，目无皇权，对皇上派来的随从随意驱使。
第二中说法：说年羹尧死于古代的迷信，有专家称，当年有人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乃是白虎所托生，于雍正相克，便被雍正处死。这个观点在我们现在人的眼中，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在那个日常迷信的古代，或许真的有可能发生。
第三种说法：年羹尧死于文字之祸。这个文字之祸，也是有两个说法，其一是年羹尧将“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其二是写成了“夕阳朝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