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可考的文字材料,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里,哲学思想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殷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殷人早期的哲学思想和占卜巫术结合在一起。卜是一种灼龟甲算卦的方法。刻在这种龟甲以及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内容大多为殷人占卜记录，故称卜辞。从卜辞看，殷人的最高神为"帝"或"上帝"。殷人对帝以及自己的先王、旧臣等鬼神十分虔信。在他们看来，诸凡生产的丰歉、 征战的胜败、筑城的得失、 诸事的顺逆， 都取决于帝及鬼神的意志。从殷墟发掘出来的10万多片甲骨文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鬼神思想还不是殷人唯一的思想。《礼记·表记》谈到殷人思想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见，除了鬼神思想以外，还有"礼"的思想。殷人所说的礼和对于上帝以及宗祖神的祭祀是分不开的。卜辞中的礼字作"丰"，又作"?"，据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是双玉盛在器皿中之意，是殷人的祭祀仪式。但殷人的礼同时兼具祭祀仪式和规范的双重含义。另据《尚书·盘庚》载，殷人除了礼的思想外还有"德"的思想。如说："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据《释名·释言语》说："德，得也， 得事宜也。" 又据《说文》：惪(即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在这里,德不仅是一个范畴，而且已是一种朴素的对人生的哲学思索了。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载于《周易》中的八卦观念。《周易》的原始八卦：乾（呏，象天）、坤（咓,象地）、震（匲，象雷）、巽（匤,象风）、坎（刭，象水）、离（匢，象火）、艮（剨，象山）、兑(剒,象泽),可能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的庖牺氏是传说中的人物，但这段话却道出了八卦产生的现实基础。它是人们长期观察各种自然现象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八卦包含四对矛盾，最基本的是天和地的矛盾，其次则是雷和风、火和水、山和泽的矛盾。这里不但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中国哲学逐渐成形，产生了诸子百家之说，出现了哲学思想的繁盛时期。之后，秦统一中国，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先后产生，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斗争又彼此吸收,起伏张弛,形成了一条哲学发展史的长河。3000年来，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先后研讨过如下问题：
世界本原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一是世界存在及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春秋末期的孔子肯定天命对世界和人世的决定作用。他所说的天有时指有意志的最高主宰，有时指自然界。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用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表述世界的本原,他否定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认为天、地、乃至上帝都是由"道"产生的；在他看来道是一种无形、无名、混而为一、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存在。《管子》中的《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四篇提出了精气说，认为精气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基本元素。汉代形成了元气说,认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演化而来,又靠元气的滋养而存在和发展；东汉的王充认为万物皆禀气，唐代的柳宗元认为天地形成之前惟有元气，宋代张载提出关于气的系统理论，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集气的学说之大成。魏晋时代的何晏、王弼以"无"为天地万物的根本，认为"无"是无形无象无声无色，什么具体属性也没有的抽象的绝对。宋代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一派理学家，把天地万物运动变化及人们行为遵循的普遍法则、道理置于天地万物之先，称之为"理"。明代的王守仁以"心"为"天地万物之主"。至近代，中国的一些哲学家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曾提出以太说，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孙中山等。
天人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些哲学家把天视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认为人与天相类,人的本性、形体、社会道德观念等等都取决于天。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西汉的董仲舒，他以天为"百神之大君"、"人之曾祖父"，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有些哲学家以自然为天，认为天没有意志，也没有情感，人类的产生和生存是由自然的法则决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东汉的王充提出了"天道自然"的命题，较全面地分析和批驳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以自然为天的哲学家们对人和自然法则的关系亦有不同理解，一部分人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被动的，因而提倡无为，例如道家，特别是庄子学派中的一些人物；另有一些人，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于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战国时代的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批评庄子学派蔽于天而不知人。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议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做出正确的选择。道家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其中庄子有"名者实之宾"的思想。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名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分类概念和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形神关系 它是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一个方面。先秦时期，《管子》书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一派主张形神相即。前者一般都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灭后精神可独立存在;后者一般都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灭则神灭。汉代的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烛火不能离开蜡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体而独存。晋代僧人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不死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官方道教的创始人葛洪曾说："形须神而立焉"。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命题，认为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这一思想至今仍堪称为人类智慧的花朵。
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问题，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他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 "学文" 更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他所追求的对象是与具体的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道，因此须用 "涤除玄览" 的直观体验方法。战国初期的墨子以"三表"为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以此衡量知识的价值，这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强调行的重要作用，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把"行"引入了认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学说包含三种观点，一是知先行后，一是知行合一，一是行先知后。北宋的程颐认为，"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南宋的朱熹强调，致知和力行不可偏废,但要究其先后,则"当以致知为先"。明代的王守仁不同意程朱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强调知与行"合一并进"。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行的思想，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观点是"销行以为知"，认为"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力行而后知之真"；近代的孙中山则以"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的口号，动员民众先行动起来，在行中求知。
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认为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蕴含、相互转化，但对动静何者为主、何者为本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老子认为，"静为躁君"，"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发展了老子的观点，认为"动起于静"，"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把静视为绝对的。东晋的著名僧人僧肇强调动静的联系，主张"即动而求静"，"求静于诸动"，认为 "动静未始异"。北宋的周敦颐认为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程颐肯定"动静无端"。南宋的朱熹发挥了周敦颐和程颐的思想，认为"动静二字，相为对待，不能相无"，但最终还是"静者为主，而动者为客"。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二者相互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的观点，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存在形式，辩证地解决了动与静的关系问题。
与动静关系密切相联的还有关于运动过程、运动方式以及运动原因的观点。老子提出向相反方面转化的思想，认为"反者道之动","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战国时期的《易传》认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源。晋代伪托的《列子》指出了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连续性和持续性，认为"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宋代的张载提出运动变化的两种形式，一者称"变",一者称"化","变言其著，化言其渐"，认为显著的变化"变"与逐渐的变化"化"是相互转化的。王夫之在总结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变化日新说，认为"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把运动变化看成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古今之变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历史变迁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历史退化论，一是历史循环论，一是历史进化论。春秋末期的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返归素朴、退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战国时期的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的。先秦的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的变异,韩非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见，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汉代的王充明确提出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反对复古。至宋代，朱熹和陈亮曾就三代与汉唐的评价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卑视汉唐，认为秦汉以后"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之间"，持历史退化论的观点；陈亮则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阔，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中国哲学史中还广泛地论及历史变迁的原因。春秋以前以天命史观为基本形式，认为天降生了下民，又授命君主管理人世，君主能否"顺天应人"，是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这种思想影响深远，西汉的董仲舒把它进一步系统化，将王朝更替、社会变迁的原因归结为天意，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唐代柳宗元提出"势"的范畴，认为历史沿革的原因在于社会自身存在的必然趋势，否认圣人和上天的决定作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发挥了柳宗元的思想，认为历史发展趋势中有其内在的规律"理"，"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理、势一致，决定着历史的变化。
成语什么什么实
春华秋实、名副其实、秀而不实、华而不实、
耳闻是虚，眼观为实、货真价实、名不副实、
有名无实、一人传虚，万人传实、飞升腾实、
逃避现实、衔华佩实、名不符实、确确实实、
开花结实、循名责实、亏名损实、切切实实、
名声过实、羌无故实、贻人口实、严严实实、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 哲学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涉及世界的本原及存在形式问题，对世界的认识问题，人和整个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动因问题，人的关系、审美关系及正确思维的形式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柢都要涉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是全部哲学最基本的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世界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它涉足于众多的领域，研究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中纷繁的现象和形式，最后的归宿是要探明世界的本原，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
两 大 阵 营
哲学基本问题普遍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哲学中，它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各自不同，但可以在基本上分为两类。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结柢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哲 学 的 特 点
哲学的基本问题表明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及哲学自身的极端概括性和极端抽象性，也决定了哲学的其他一些特点。哲学植根于经济基础，但却往往通过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
在阶级社会里，哲学具有阶级性，但却通过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
哲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连续性。哲学不仅是当前经济基础的产物，而且也是历史的产物。
哲 学 的 三 大 传 统
发源于古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
哲学涵盖各学科简介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方面的基本问题。
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可以溯源到J.赫尔1833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研究序论》，早期的重要人物有W.休厄尔、J.S.密尔等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E.马赫、K.毕业生J.彭加莱、P.杜恒等都在各自的著作中阐述了科学哲学的观点,20世纪20～30年代B.罗索和L.维特根斯坦等人所开创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促进了科学哲学的蓬勃兴起.20世纪4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在反对和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使有关科学活动的研究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代表人物有H.赖兴巴赫、K.波普尔、W.奎因、N.汉森、T.S.库恩、P.费耶尔阿本德、I.拉卡托斯、S.图尔明、D.夏皮尔等。
学简介
学简介
ethics
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关于道德的科学。亦称道德学、道德哲学或道德科学。
在西方，“学”一词出于希腊文，含有风俗、习惯、气质和性格等意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从气质、性格的意义上，首先使它成为一个形容词ετηιΚσs，赋予其“的”、“德行的”意义。后来，他又构造了ετηιΚε一词，即学。西方最早以学命名的书为《尼各马可学》。据说这本书是亚里士多德的儿子尼各马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讲稿和谈话整理而成的。
核心问题及解决途径 考察人类全部思想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考察历史上各种学说的演变和相互间的斗争，主要会涉及到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人生意义，人的价值和生活态度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都必然涉及到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这是学的基本核心问题。
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 道德是怎样产生的，是起源于现实社会人们的经济利益，还是起源于上帝或者某种理念？道德的作用是什么，它与人们的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关系如何？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别。一般说来，持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学派，总是从唯心主义认识论或宗教神学的世界观出发阐述道德问题，强调道德乃至人们的道德意识决定或制约着人们的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学派，则往往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人们现实的物质利益出发解释道德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经济利益或物质生活对道德的制约作用，并以人们的实际经验或感官需要论证和检验自己的道德理论。历史上这两种学派的思想家们，都因在社会历史观上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而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② 道德的最高原则，按其实质来说，究竟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还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道德的功能在于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和社会、个体和整体之间存在的各种利益关系。这是决定各种道德体系、道德规范和道德内容的最高原则，也是决定各种道德活动的依据以及道德理想的标准。
学的历史
人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从整个思想史看，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发展形式：①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传统，以“仁”为核心，以孝为主要内容，重视个人品德修养，把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②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的思想，形成了以强调个人幸福，即人的至善为特点的思想传统；③发生在古代埃及和印度的思想，它以探讨人生意义和人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并往往与宗教相结合，从中贯彻着宗教诫律的要求，得到宗教势力的强力支持。
中国思想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以“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中国思想的一个传统特色，是它一开始就和政治、哲学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宋明以后，理学家们更是力图把哲学和学融为一体，使哲学成为道德哲学。
西方思想传统 西方思想从古希腊罗马起到现代，几经演变，出现过众多庞杂的学说、理论，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东方思想的传统。综观西方思想的发展，各种学说从其体系结构上看，大致可分为 3类：①实践的或规范的学。认为学是通过研究道德现象，向人们指出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这种学重视实际的应用，往往分离出一些具体的应用学，如各种职业学。②理论的或纯粹的学。这类学说重视探讨道德理论，往往和哲学本体论交织在一起，认为学就是道德哲学，就是对善恶所作的纯哲学的思辨，一旦涉及具体行为规范和准则，就会失去学作为道德哲学的意义和尊严。③分析的学。这是20世纪以来在英美颇为流行的学，即“元学”。这类学说既不以经验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学，也不重视经验或历史叙述的理论概括，更不提出具体规范。它的突出特点在于，试图从逻辑和语言学方面对道德概念和判断进行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简介Marxist philosophy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美学简介esthetics
源于希腊文，原义指感官所感知的。德国美学家A.G.鲍姆嘉通(1714～1758)的专著《美学》（1750）认为，相对于研究知性认识的逻辑，应有专门研究感性认识即审美的科学。此后，美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迄于今日，美学并无公认的定义。最常见的说法是，美学是研究美的学问。G.W.F.黑格尔认为美学是艺术哲学；前苏联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学着重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意大利美学家B.克罗齐认为美学是表现理论；还有人认为美学是原批评学，美学是有关审美经验的价值论。在中国如同在别的许多国家一样，在“什么是美学”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观点、理论和争辩。
撇开美学的定义，具体观察美学的对象、范围和问题，则可以看到，自古至今美学大体不外下列三个方面：关于美和艺术的哲学探讨、关于艺术批评艺术理论一般原则的社会学探讨和关于审美与艺术经验的心理学探讨。
美的哲学 研究、探讨在历史上和逻辑上经常构成美学的基础部分。它包括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自然美的本质、***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辨或分析。例如，柏拉图认为美不是某个具体的美的**、美的钵罐，美应该是使所有美的事物成为美的那种东西和性质，即美是理式。又如，D.狄德罗认为美是关系，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分析哲学则认为美学在于分析文艺批评中所使用的概念、语汇和陈述，澄清它们的含意，如“艺术”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有多少种不同用法，等等。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属于哲学的美学。这种美学经常作为某种哲学体系或哲学理论的分支或组成部分。例如，I.康德的美学是他的批判哲学的一个方面，J.杜威的美学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引伸。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除去分析哲学的说法之外，对古往今来颇为繁多的有关美的哲学理论作最一般的概括，则大体可以分为客观论、主观论、主客观统一论三种。
客观论 客观论认为美在于物质对象的自然属性或规律，如事物的某种比例、秩序、和谐、有机统一以及典型等等。这是唯物论的美学。客观论主张美在于对象体现某种客观的精神、理式，这是客观唯心论的美学。
主观论 主观论有许多种类和派别，但它们都认为美在于对象呈现了人的主观情感、观念、意识、心理、欲望、快乐等等，美是由人的美感、感情、感觉等所创造，这是主观唯心论的美学。主观论有不少理论强调表现、移入、体现情感和精神必须有物质载体或对象，在这种意义上这种主观论是主客观统一论，但产生美的能动的一方仍是主体的精神、心理，所以仍属主观唯心论的范围。
主客观统一论 这种理论认为美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社会实践作用于客观现实世界的结果和产物。它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自然的人化”。因为人类社会实践是客观的物质现实活动，所以这种主客观统一论既是客观论，又是唯物论。不过，这派理论也遭到前述的自然唯物论者的反对和批评，他们否认“自然的人化”与美有关。
总之，对美的问题的哲学探讨最终不外三个方向或三种线索，或者从人的意识、心理、精神中，或者从物质的自然形式、属性中，或者从人类实践活动中来寻求美的根源和本质。美的本质问题在当代西方较少讨论，一些人认为这种研讨缺乏意义或不可能解决，在中国却仍是一个为许多学者和人们极感兴趣的重要问题，认为美学学科本来就不能也不应回避或抹杀这种有关根本理论的探讨。
艺术科学 美学的第二个方面是有关艺术原理的一般研究。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起，中国至迟从《乐记》开始，对戏剧、音乐乃至对整个艺术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持久影响。此后有更为多样和更为系统的有关艺术原理的学说和著作。其中各门艺术共同性的一般原理，如什么是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等，构成了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但尽管如此，至今关于什么是艺术、什么算是艺术作品这些似乎是最简单的问题，仍无一致的看法或明确的界定。最广义的说法之一是，一切非自然的人工作品都是艺术品;一般观点是把艺术局限在专供观赏的作品范围内，称为美的艺术。
西方哲学背景知识
古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 7或前 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等。有的学者在谈到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的特点时指出: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奥林匹斯的神并不自命如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这正是古希腊神话中可贵的地方，是通过神话的形式反映出古希腊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西方哲学从神话中脱胎而出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前，大约经历了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
古希腊罗马哲学 它大体上又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公元前7至前6世纪，哲学家们重视宇宙本原的研究，这个阶段的哲学被称为自然哲学。由于对世界本原的回答不同、哲学家居住的地区不同，形成了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毕达哥拉学派、爱利亚学派等。
②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重点由研究自然转移到了研究人。这时的智者不相信有真正的存在和客观真理，普罗泰戈拉认为，一切都同样真，是非善恶是相对人的感觉而言的；高尔吉亚又认为一切都同样。自称为“爱智者”的苏格拉底认为存在着客观真理，认识真理也是可能的；真正的知识是从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寻求各种道德的普遍定义；寻求定义的方法就是论辩诘难。
③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阶段,代表人物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论，认为现实的、可感知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在它之外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真实的理念世界。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个别事物是完善的理念的不完善的“影子”
或“摹本”；以个别事物为对象的感觉不可能是真正知识的源泉，而真知是不朽灵魂对理念的 “回忆”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的理念论，他把理念称之为“形式”，认为“形式”不能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事物之内。具体事物是由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构成的。质料与形式结合的过程，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但他又提出了一个事物最后的目的、运动最终的原因“第一推动者”，认为它是一个没有质料的形式。
中世纪哲学 5～10世纪是中世纪哲学的早期，这段时期哲学研究的重点是关于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后期罗马哲学家A.M.T.S.波爱修非常重视具有多样性的个别事物的真实性，认为共相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其本身不是物质性的。爱尔兰的哲学家J.S.爱留根纳认为普遍的整体是最真实的,神就是总体,它创造一切，包罗一切，又超越一切。神与万物不同，万物是神的部分，但神又在万物之中。11世纪初至14世纪初,在中世纪早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唯名论与实在论两个派别。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有实在性,个别先于普遍，普遍只不过是名称，“共相”不过是人所“发出的声音”，实际上并不存在。14世纪初至15世纪中，由于教会的衰微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正统的经院哲学日趋没落，哲学愈益脱离神学，个人自由的思想开始萌发，中世纪哲学逐渐向近代哲学过渡。
近代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形成的。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从宗教的彼岸世界返回到了尘世，从而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开始追求知识，渴望个人自由。
15～17世纪初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心是人和自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反对灵魂不朽之说和禁欲主义。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一般都主张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代替经院哲学的推演方法。意大利的B.特莱西奥认为，物质是永恒的，热和冷的对立作用是物质运动的原因；G.布鲁诺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然界即是神，它由单子构成。单子是物质和精神、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
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哲学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方面，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派别。以F.培根和洛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认为，后天获得的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认识的来源，感觉是可靠的。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能动的、多样的，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知识就是力量；洛克认为心灵是一块“白板”，观念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的产物。以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但是只有理性才能把握它，感觉经验不可靠。18世纪，除了存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一批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从西方近代哲学第二阶段的总体来看，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色。
从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西方近代哲学进入第三阶段,哲学史上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有康德、J.G.费希特、F.W.J.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前四人力求在克服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的前提下，把世界统一在思维的基础上，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精神、
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占居中心地位。康德承认在人们的感觉经验之外存在一个“物自体”，它是感觉经验的来源，但却永远不能被认识。黑格尔把整个世界视为“绝对理念”自身演化的过程，认为绝对理念自身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对立统一使绝对理念自身沿着正、反、合三段论的模式进行着概念的演化，以至使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界，自然界的演化又产生具有自我认识能力的人类和人类社会。人类的认识由认识自然界，逐渐向认识自己和认识意识自身发展，最后达到绝对理念的完全自我认识，整个世界便又回归到了绝对理念自身。德国古典哲学影响较大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辨神学”。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实在的，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神和上帝是人自我异化的产物，是人创造了神和上帝，不是神和上帝创造了人。自然界产生了人，人及其思维器官都是自然界的产物，离开了自然界，思维便不能存在，不是精神产生自然，而是自然产生了精神。不过费尔巴哈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连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
在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具有一定影响的哲学系统，还有朝鲜哲学、日本哲学、巴基斯坦哲学、斯里兰卡哲学、越南哲学、伊朗哲学、***哲学、俄罗斯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哲学。它们或多或少都受了三大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又具有各自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其中，***哲学在中世纪起到了向西欧传播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媒介作用，它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亦有重展，成为世界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
中国哲学背景知识
根据可考的文字材料,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里,哲学思想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殷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殷人早期的哲学思想和占卜巫术结合在一起。卜是一种灼龟甲算卦的方法。刻在这种龟甲以及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内容大多为殷人占卜记录，故称卜辞。从卜辞看，殷人的最高神为“帝”或“上帝”。殷人对帝以及自己的先王、旧臣等鬼神十分虔信。 在他们看来，诸凡生产的丰歉、 征战的胜败、筑城的得失、 诸事的顺逆，都取决于帝及鬼神的意志。《礼记·表记》谈到殷人思想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见，除了鬼神思想以外，还有“礼”的思想。殷人所说的礼和对于上帝以及宗祖神的祭祀是分不开的。卜辞中的礼字作“□”，又作“□”，据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是双玉盛在器皿中之意，是殷人的祭祀仪式。但殷人的礼同时兼具祭祀仪式和规范的双重含义。另据《尚书·盘庚》载，殷人除了礼的思想外还有“德”的思想。如说：“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据《释名·释
言语》说：“德，得也， 得事宜也。” 又据《说文》：‘□’(即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在这里,德不仅是一个范畴，而且已是一种朴素的对人生的哲学思索了。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载于《周易》中的八卦观念。
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中国哲学逐渐成形，产生了诸子百家之说，出现了哲学思想的繁盛时期。之后，秦统一中国，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先后产生，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斗争又彼此吸收,起伏张弛,形
成了一条哲学发展史的长河。
3000年来，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先后研讨过如下问题：
世界本原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一是世界存在及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春秋末期的孔子肯定天命对世界和人世的决定作用。他所说的天有时指有意志的最高主宰，有时指自然界。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用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表述世界的本原,他否定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认为天、地、乃至上帝都是由“道”产生的；在他看来道是一种无形、无名、混而为一、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存在。《管子》中的《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四篇提出了精气说，认为精气下生五谷，上为列星，
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基本元素。汉代形成了元气说,认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演化而来,又靠元气的滋养而存在和发展；东汉的王充认为万物皆禀气，唐代的柳宗元认为天地形成之前惟有元气，宋代张载提出关于气的系统理论，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集气的学说之大成。魏晋时代的何晏、王弼以“无”为天地万物的根本，认为“无”是无形无象无声无色，什么具体属性也没有的抽象的绝对。宋代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一派理学家，把天地万物运动变化及人们行为遵循的普遍法则、道理置于天地万物之先，称之为“理”。明代的王守仁以“心”为“天地万物之主”。至近代，中国的一些哲学家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曾提出以太说，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孙中山等。
天人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些哲学家把天视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认为人与天相类,人的本性、形体、社会道德观念等等都取决于天。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西汉的董仲舒，他以天为“百神之大君”、“人之曾祖父”，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有些哲学家以自然为天，认为天没有意志，也没有情感，人类的产生和生存是由自然的法则决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东汉的王充提出了“天道自然”的命题，较全面地分析和批驳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以自然为天的哲学家们对人和自然法则的关系亦有不同理解，一部分人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被动的，因而提倡无为，例如道家，特别是庄子学派中的一些人物；另有一些人，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于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战国时代的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批评庄子学派蔽于天而不知人。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议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做出正确的选择。道家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其中庄子有“名者实之宾”的思想。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名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分类概念和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形神关系 它是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一个方面。先秦时期，《管子》书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一派主张形神相即。前者一般都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灭后精神可独立存在;后者一般都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灭则神灭。汉代的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烛火不能离开蜡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体而独存。晋代僧人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不死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官方道教的创始人葛洪曾说：“形须神而立焉”。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命题，认为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这一思想至今仍堪称为人类智慧的花朵。
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问题，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他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
看得比 “学文” 更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他所追求的对象是与具体的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道，因此须用 “涤除玄览” 的直观体验方法。战国初期的墨子以“三表”为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要“上本之于古者圣
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以此衡量知识的价值，这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强调行的重要作用，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把“行”引入了认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学说包含三种观点，一是知先行后，一是知行合一，一是行先知后。北宋的程颐认为，“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南宋的朱熹强调，致知和力行不可偏废,但
儒学五四危机新探
战争以降，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合理性出现了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最后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笔者认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这种情绪化反应是累计合法性危机的必然后果：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的危机引起其同构的传统文化的正当性危机。
［关键词］五四儒学；；累积合法性危机
一、问题
在对反儒学原因的探讨中，学术界代表性的解释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种解释范式是转型时代，以张灏为代表。张灏认为在转型时代各种报刊和思想以及新式学堂的出现为产生的时代背景。欧阳军喜对五四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说法：?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对儒学的解释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族，与外来文化接触，自然会反思自己的文化?这种反思便会带有强烈的批判倾向，或者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其他的研究尽管结论不同，但也未能超出这一解释范式。比如，林毓生认为：?五四?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
另一种解释超越于转型时代，将五四儒学的这一际遇放到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一解释范式是由金观涛提出的。他在解释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一体化解体后新的一体化意识形态更替这一现象时，提出了?超稳定结构?：以儒学的哲学观、价值观为基础的上层大一统官僚机构以及以儒家为基础的中层（乡绅自治）和下层（宗法家族组织）组成的社会政治结构。反传统就是这一结构在遇到外来文化时发生的转化。
就上述的两种解释来说，第一个解释无法说明只将儒家文化作为反对的对象，而同样构成中国文化的道家、法家、墨家却没有受到明确的批判；而且也无法解释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继而化约为纲常礼教等由面到线到点的方式来加以批判这一现象。第二个解释说明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更替是一体化的，对解释五四儒家文化遭到批判这一历史现象有一定的道理，它找到了儒学被整体上批判的一个来源，即和政治及其社会的同构。但是，这一范式在说明这一问题时认为实体上的儒家文化的被继替与事实不符。在新文化反儒的过程中，主要批判的是文化的纲常名教，即儒学的意识形态部分，而儒学的相当传统不仅没有受到批判，而且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还认为儒学的一些东西有价值。二是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法家、道家等文化也没有被批判。这些事实说明，儒学只是作为一个靶子：?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儒学作为一个靶子遭到批判这一事实体现了五四新文化健将批判儒学的主观方面，而这一主观方面的产生又与中国的大历史背景极其相关。这是上述两个范式不能解释的地方。本文尝试用一种新解释范式?累积合法性危机，这一范式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来解释五四时期的儒学危机。
二、累积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术语，指?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笔者综合了诸多合法性的定义将其界定为：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个系统认为是最好的信恋。而合法性危机就可表述为失去其成员的孝忠继而被认为是一种不合序统的特性。显然，合法性不仅指对政治体系的?最好的信念?，它还包括对经济的有效性和文化系统正当性的认同。具体而言是指这样一种特性：以某种系统合法性为核心，其他的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解释；一方的合法性和另一方的合法性相互加以解释和论证，一方的危机也可以带来另一方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一种相互转化的合法性即为累积合法性，由这种合法性引起的危机就是累积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在解释资本主义危机时已隐约表露了这一思想：?由于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了功能自主性，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也就失去了自发性?由于 *** 取了行动积极避免了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就转移到政治系统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 *** 借用了传统文化。但是，?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了问题?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这说明，如果经济和政治的合法性没有分离，经济的长期有效性失落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使大众将经济的有效性危机转嫁到政治体系上来，这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质疑。继而，为经济、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文化系统的合理性就成了问题。
这一定义不是追求新颖，它与合法性危机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当性还没有分离时，人们没有察觉到合法性的累积性，但在现代社会中的某些国家它们已经分离，即：政治系统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经济系统通过市场经济解决自身的有效性问题；文化思想系统通过自我调整解决了自身的合理性论证。这种情况下，现代合法性就变成?发散性?的了。因此，为区别两种合法性的不同特征及其后果，本文用了这一新的定义。
儒学在五四的际遇正是上述逻辑的结果。通过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背景分析，我们可以认定儒学五四际遇是累积合法性危机引起的，即经济的有效性丧失引起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使建立于其上的文化认同成了问题。这即是累积合法性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表现为整个系统的大***。
三、与儒学
儒学在五四时期整体上遭到了否定，从?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礼教?可以看出，五四知识分子将其指责为专制主义和阻碍科学、民主的无用之物。这与经典儒学中不可避免的缺陷?对做人的高标准要求有关，比如《论语?里仁》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孟子?离娄章句》中的?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弗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等。以?君子?的标准来规制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合流后就表现为思想的专制，这些思想就被化约为纲常名教，新文化健将对此激烈攻击。比如，陈独秀就认为纲常名教主要体现为三纲五常的?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教忠?教孝?教从，非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制度，三纲之实质也?。陈独秀认为这是孔教之根本教义，这种教义与西洋文明根本不相容，并将共和及其宪法、维新变法等一切新政治、新教育视为谬误。因此，要学西洋式之国家，应首先输入西洋文明，而对孔教?不可不彻底的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行不此?。吴虞将儒学侵染下的传统的家庭制度与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说：夫为人父，此于慈，为人子，此于孝，似乎平等：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也者，故无制裁也。?君主既握政教之权，复兼家长之责，作之君，作之师，且作民父母，于是家庭制度与君主制度遂相依附而不可分离?。
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相联系，儒教在社会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道德的专制主义，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就是礼教。鲁迅指责礼教吃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一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吴虞也对以儒教为特征的专制加以批评。他将孝道归结为专制王权的基础，认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连接之根干而不可动摇。
然而，儒学并非天然地与专制主义相关。就是取极端立场的五四知识分子也承认儒学无论在以前还是现代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陈独秀就承认：?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说有?；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他相当的价值。?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固尊。李大钊也承认东西文化相互增进的意义，他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一样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儒家文化并不必然带来中国的衰败，也不该承担全部责任并指出了将儒学化约为三纲五常的谬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否对中国近代百年屈辱负有全部责任？这个问题确实相当复杂。五四激进知识分子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约化为儒家文化，又把儒家文化约化为三纲五常。在他们看来，三纲五常是为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家长制家族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实际上，?科学与民主?并不必然与中国文化处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抗状态。?
就算儒学像陈独秀中西文化之比较，梁漱溟的三种人生问题及其路向，严复、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中西文化的比较说明的那样：中国文化面临着人治与法治、 *** 与专政、宗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等的冲突，这也不只是儒学的罪过。比如，就专制主义而言，儒学远比法家思想逊色。秦王赢政以来，中国的政治几近统一，表面上所奉行的是儒家思想，实际运作的却是法家思想?儒表法里：?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精神多少都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内，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但五四知识分子却没有对法家思想进行清算。这是由于儒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使之显得触目惊心，从而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儒学的这种特殊关系表现为：一是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显学，奉为至尊，占据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延续了几千年；二是康有为将孔教定为国教的主张与袁世凯的复辟联系在一起，使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孔子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缘。?李大钊也说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将孔教载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生也?。可以说孔教入宪和袁世凯的复辟是反孔的导火线：?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实际上，?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由于嵌入政治和社会太深，使原本的精神价值失落，尤为重要的是儒学成为了专制的护身符以至成了批判的靶子。李大钊在1917年2月4日《甲寅》杂志的说***是体现：?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之政治也。?我不是反对要除掉孔子。我不过不要他一人高高在上，要把他请下来，和诸子百家坐在一起，讨论是非。?我与李卓吾稍有不同，他是非孔，我是非儒，孔子是豪杰之士，用他的思想统治中国是不好的。?就中国的春秋各派等?三教九流?也应各得其所，但儒学却借助官势成为中国的大一统。
上述情况正是政治借用文化导致的必然结果。自从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被奉若神明，宋明理学加以发挥、注解，越来越走向专制。三纲五常被宋明理学推到极致，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儒子考试的指定书目，学术文章越来越机械化。学术文章走向八股，日渐衰微。儒学被定为一尊，这样，?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谋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正是这种名实的分离使儒家思想失去了原来的人本主义精神，也使之逐渐适应封建专制的需要，从而和专制制度融为一体，一旦政治制度受到质疑，文化就得承担连带责任。
四、结论：累积合法性危机导致儒学作为整体遭到批判
上述论及的将儒学作为一个整体非难说明，儒学和经济、尤其是政治等系统的关系使其承担了中国政治、经济失败的罪责，使得五四知识分子反儒立场过激。这种整体性的批判使得?仁?的普世价值被抛弃了。这种不加区分彻底反传统立场的产生，是由于洋务运动在经济方面改革的失败、戊戌变法在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产生的。这样，这些知识分子就要求为经济和政治运行提供论证的意识形态负连带责任。这正是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结构性原因：五四知识分子对此的注意并把社会伦常与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晚清西风东侵导引了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价值秩序的连锁危机。
在这段时期，严复已经认识到国民素质对于救国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后被大多数人充分意识到，的产生是集中的体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张勋等还借孔教之名搞复辟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促使陈独秀等人将目光从社会制度转移向了文化价值和国民性格?。这样，的这些主帅们对待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是?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情感的 *** ?。因此，?五四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攻击诚然失之过激，这是不必讳言的。?五四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是情绪化的反应。持激进主张的陈独秀后来辩解到：?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家开口说国粹闭口谈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以至于在针对检省整个五四激进时陈先生这样为自己辩护：?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革的主张十分，社会的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五分，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五四知识分子对待儒学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认为儒家思想?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
总之，儒学五四遭遇实质上是累积合法性危机导致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在西方的示范效应下，洋务运动的失败导致政治统治的危机，由于政治危机引起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失败引起建立于其上的文化的危机。康梁改革的失败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当这套政治社会制度，在外力的震荡下土崩瓦解，附丽在它们身上的礼俗规范和文化思想当然也显得百无是处，毫无保留的价值。?这样，整个社会的危机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只能以激进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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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合法性危机这一概念说明，一个机制遭遇危机，则可能严重危及到累积的其他系统的连续性?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因此，必须破除传统的以政治、道德、文化和经济延续的这种系统结构，而且这种结构也不适应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应有要求。?现代化就是要使社会、政治、经济各部门的工作取对列之局的原则，而非隶属之局的原则。?因此，具有?发散结构?的合法性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即应使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合法性不需要其他领域的合法性支持，而本身就应具有自我证明的能力，于现实而言，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的范式。
管仲的祖先曾经是名门望族，其父管庄曾作过齐国集团的高管，后来家道中落，到管仲这一代时已经很贫穷。为了谋生，管仲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几次想进入齐国的管理层，但都没有成功。
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他俩一起经商，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而鲍叔牙对此从不和管仲计较。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
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到这讥笑后，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
管仲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好。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事情之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在长期交往中，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
公元前674年，齐国CEO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小白。按照长子继位的传统，太子诸儿成为齐国集团新CEO，是为齐襄公。太子诸儿虽然居长即位，但品质卑劣，齐国前途令国中老臣深为忧虑。
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一双好友，给两个公子当师傅，实为美谈。
几年后，齐国集团内乱终于爆发，齐襄公被杀死。经过激烈的斗争，鲍叔牙说服了齐国高管同意护立公子小白为新CEO，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急于扩大齐国集团的实力，因此准备请鲍叔牙出任总经理（齐相）。鲍叔牙却向他推荐管仲：“管仲有五点比我强。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理江山，权术安稳；取信于民，深得民心；制订礼仪，风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 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
齐桓公问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
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
“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齐桓公接着问。
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而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
这时齐桓公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
管仲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
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
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
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
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正式任命管仲为总经理（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周王室乃至众诸侯公认的霸主。管仲虽然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仍然谦虚谨慎。
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评 述
反观管仲的一生，令我们不由得想起一句老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鲍叔牙的理解和推荐，也就没有管仲的丰功伟业。从鲍叔牙在他不得志时的帮助和理解，到向齐桓公推荐为相，再到后来一直默默辅佐管仲，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朋友交往之深之真，朋友不是拉帮结派保护自己的小利益，朋友应该是帮助对方更好地发展。所以孔子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益友也”。
应该说，管仲是最早的法家理论的实践者。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依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
管仲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管仲认为，国家富强的基础首先是得民心，人民愿意拥护和服从领导者，领导者的政令才能流畅地施行下去。得民心就是先要爱惜百姓，让百姓感觉到领导者的宽容大度，感受到尊重和理解，他们自然就愿意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领导者。而爱惜百姓的基础就是大家跟着领导者一起行动，只要听从领导者的指挥，就能够吃饱饭、穿好衣、住好房，就能够让自己和家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逐步好起来。所以，管仲富国的办法，首先是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他把做这些工作的人和知识分子并列为四民，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支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他提倡让这些工作者各有其居住的地方，不相混杂，让他们专心于自己的职业。只有这样，根据分工的不同，大家才不会互相攀比和诋毁，每个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个组织才能有序地高速运转。管仲认为，国家富足的同时一定要强兵，两个方向同时迈进才会保障国家的富足长久持续。他的办法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就是把政治和军事统一起来，把政治上的组织和军事上的组织统一起来。这样，军令可以畅通无阻，组织制度可以高度统一。但军队的强弱还要靠兵的素质。打仗一定要调动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企业的发展也是一样，销售队伍和市场队伍可以保证公司业绩的稳步上升。如何做到这一点，首先，把公司内部的管理和运营部门的管理组织统一起来，这样大家才能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意识；其次，一定要调动运营部门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通过训练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公司的巨大合力，将公司的产品和形象售卖出去，取得良好的业绩。管仲取的“三选”的人事制度就是他的晚辈韩非所主张的“循名责实”和“综核名实”。每一次选拔就有一次考核，这就是综核名实，类似于我们现代管理的面试和绩效考核。一个人担任某项职务，这个职务就是名，担任这项职务的人就是实。他既然担任了这个职务，他就应该做出这个职务所要求的成绩。如果他做出成绩，他就可以得赏，如果他做不出成绩，他就要受罚。这就叫循名责实，类似于我们现代管理的年终述职报告，反映出来的是业绩和组织管理。
在管仲看来，这样就可以做到用人唯贤而杜绝用人唯亲，就可以区分有才能的人和没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建立一个执行力很强的管理团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管仲的管理才能在齐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孔子就称赞管仲说：“管仲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标志件是葵丘之盟
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夏，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派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诸侯朝服之车），不要桓公下拜受赐。桓公想不拜，管仲说：“不可。”，于是桓公还是下拜收赐。秋，又和诸侯会于葵丘，周派宰孔参加。桓公越来越骄傲，诸侯有不少背叛的。宰孔对晋侯说：“齐桓公太骄傲了。”这年，晋献公死，晋国发生内乱，秦穆公立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也出兵平乱。这时周朝式微，只有齐、晋、楚、秦强大。晋国内乱，秦国偏远，楚王以蛮夷自居，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霸主。桓公说：“寡人向南打到召陵，望见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深入流沙之中。登上太行山，到卑耳山才返回。诸侯不要违背寡人。我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和诸侯会盟，定襄王太子之位。说以前三王伟大，现在我和他们有什么两样吗？我想在泰山封禅。”管仲劝说，桓公不听。管仲又说，要得到远方的珍奇怪物才能封禅，桓公才不考虑这事。
含有实字的成语 ：
确确实实、
严严实实、
切切实实、
矮矮实实、
虚虚实实、
名过其实、
衔华佩实、
逃避现实、
真心实意、
循名课实、
荷枪实弹、
真情实按名责实 按照事物名称，要求与实相符。
避实击虚 指避开敌人的主力，找敌人的弱点进攻。又指谈问题回避要害。
避实就虚 指避开敌人的主力，找敌人的弱点进攻。又指谈问题回避要害。
查无实据 查究起来，没有确实的根据或证据。
春华秋实 华：花。春天开花，秋天结果。比喻人的文和德行。现也比喻学习有成果。
笃实好学 笃实：踏实，实在。认真踏实，爱好学问。
耳闻是虚，眼观为实 亲自听到的还不足为信，只有亲眼看到的才是真实可靠的。
飞声腾实 飞：飞扬；腾：上升。指名声和实际都好。
躬行实践 亲身实行或体验。
荷枪实弹 荷：扛。扛着枪，上了。形容全副武装，准备投入战斗。
华而不实 华：开花。花开得好看，但不结果实。比喻外表好看，内容空虚。
货真价实 货物不是冒牌的，价钱也是实在的。形容实实在在，一点不。
既成事实 既成：已成。已经造成的事实。常指用武力或某种手段强行造成的局面。
脚踏实地 比喻做事踏实，认真。
控名责实 控：引；责：求。使名声与实际相符。
口惠而实不至 只在口头上答应给别人好处，而实际的利益却得不到别人身上。
老实巴交 形容人规规矩矩，谨慎胆小的样子。
名不副实 名声或名义和实际不相符。指空有虚名。
名存实亡 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已消亡。
名副其实 名声或名义和实际相符。
名过其实 名声超过实际才能。
名贸实易 贸：齐等；易：变易。指名称相似，实质不同。
名实难副 名声大，实际才能与名声不相称。
名实相副 名声和实际一致。
羌无故实 指不用典故或没有出处。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盛：大；副：相称，符合。名望很大的人，实际的才德常是很难跟名声相符。指名声常常可能大于实际。用来表示...
实逼处此 指为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
实繁有徒 实：实在；繁：多；徒：徒众，群众。实在有不少这样的人。
实获我心 表示别人说得跟自己的想法一样。
实事求是 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
实与有力 与：参与，在里面。确实在里边出了力。
实至名归 实：实际的成就；至：达到；名：名誉；归：到来。有了真正的学识、本领或功业，自然就有声誉。
事实胜于雄辩 事情的真实情况比喻雄辩更有说服力。
先声后实 声：声势；实：实力。比喻先用声势挫折敌方士气，然后交战。
衔华佩实 衔：包含；华：比喻文；佩：佩带；实：果实，比喻文章的思想内容。形容文章的形式和内容都完美。也形容草...
秀而不实 秀：庄稼吐穗开花；实：结果实。开花不结果。比喻只学到一点皮毛，实际并无成就。
虚往实归 无所知而往，有所得而归。
循名责实 循：依照；责：要求。按着名称或名义去寻找实际内容，使得名实相符。
言过其实 实：实际。原指言语浮夸，超过实际才能。后也指话说得过分，超过了实际情况。
一人传虚，万人传实 虚：不确实，指无中生有的事。本来没有的事，传的人多了，就信以为真。
贻人口实 指做事或说话不小心，给人家留下了话柄。
异名同实 名称不同，实质一样。
有名无实 光有空名，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再实之根必伤 一年之内再度结果的树，根必受伤。比喻过度，反而招致灾祸。
真才实学 真正的才能和学识。
真凭实据 确凿的凭据。
真心实意 心意真实诚恳，没有虚。
真赃实犯 赃物是真的，罪犯是确实的。泛指犯罪的证据确凿。
综核名实 综：综合；核：考核；名：名声；实：实绩。全面考核事物的称说是不是与实际相符。
不切实际 指不符合实际。
诚心实意 形容十分真挚诚恳。
处实效功 处：办理。效：效验，效果。功：功绩，成效。处理事情从实际出发，讲究功效。
春花秋实 春天开花，秋天结果。比喻人的文和德行。现也比喻学习有成果。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名望很大的人，实际的才德常是很难跟名声相符。指名声常常可能大于实际。用来表示谦虚或自我警戒。
敦本务实 崇尚根本，注重实际。
飞升腾实 飞：飞扬；腾：上升。指名声和实际都好。
浮而不实 形容知识浅薄，基础不扎实；形容作风浮泛，不深入不踏实。
就虚避实 指避开敌人的主力，找敌人的弱点进攻。又指谈问题回避要害。
镌空妄实 犹言凭空穿凿，不切实际。
开花结实 比喻修养、学习、工作等有了成绩，取得效果。同“开华结果”。
揽名责实 指观其名而考其实绩。
名不符实 名声与实际不符。
名符其实 名声或名义和实际相符。同“名副其实”。
名声过实 名声超过实际。指虚有其名。
名实相符 名声与实际一致。
名同实异 名称相同，而实质不一样。
泥名失实 拘守空名，不求实际。
朴实无华 质朴实在而不浮华。
秋实春华 比喻德行和才华。
实逼处此 本意为迫于形势而占有此地。后用以表示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如此。
实蕃有徒 实：实在；徒：徒众，群众。实在有不少这样的人。
实心实意 指真诚实在的心意。
授人口实 留给别人以话柄。
谈过其实 犹言言过其实。原指言语浮夸，超过实际才能。后也指话说得过分，超过了实际情况。
腾声飞实 传扬名声与功业。使名实俱得传扬。
文过其实 文辞浮夸，不切实际。
向声背实 声：声名，这里指虚名；背：违背。指向往声名，背离实际。
虚虚实实 真真，以乱真。指军事上讲究策略，善于迷惑对方。也指文艺作品中虚写、实写并用，表现方法耐人思索回...
循名核实 犹言循名责实。按着名称或名义去寻找实际内容，使得名实相符。
循名覈实 犹言循名责实。按着名称或名义去寻找实际内容，使得名实相符。
循名考实 循：依照；责：要求。按其名而求其实，要求名实相符。亦作循名责实。
循名课实 犹言循名责实。按着名称或名义去寻找实际内容，使得名实相符。
英声茂实 指美名业。
有名亡实 光有空名，实际上并不是那样。同“有名无实”。
有声无实 犹言有名无实。光有空名，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责实循名 按其名而求其实。
真枪实弹 战场上使用的武器。多比喻实战。
真情实感 真挚的感情，实在的感受。
真情实意 真实的情意。
真凶实犯 真正的罪犯。感、
实获我心、
名不符实、
飞升腾实、
实逼处此、
开花结实、
循名责实、
名实难副、
不切实际、
名副其实、
言过其实、
实话实说、
实繁有徒、
实事求是、
循名考实、
舍实求虚、
循名覈实、
实至名归、
忠实心诚
《老子韩非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原文及翻译见下。
原文：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宫玄孙，仕于汉孝文帝。而之子解为胶西王昂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说难曰：“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
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
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
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
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
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韩非欲自陈，不得见。
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翻译：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
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
孔子离去以后，对***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它，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他的学说以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为宗旨。他在周都住了很久，见周朝衰微了，于是就离开周都。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撰写了本书，分上下两篇，阐述了道德的本意，共五千多字，然后才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的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阐述的是道家的作用，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的人说活了二百多岁，这是因为他能修道养心而长寿的啊。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周太史儋会见秦献公时，曾预言说：“当初秦国与周朝合在一起，合了五百年而又分开了，分开七十年之后，就会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
有的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的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哪种说***确。总之，老子是一位隐君子。老子的儿子叫宗，做过魏国的将军，封地在段干。老宗的儿子叫注，老注的儿子叫宫，老宫的玄孙名字叫，老在汉文帝时做过官。而老的儿子老解担任过胶西王刘昂的太傅，因此家就定居在齐地。
社会上信奉老子学说的人就贬斥儒学，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也贬斥老子学说“主张不同的人，彼此说不到一块去”，难道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吗？李耳认为，无为而治，百姓自然趋于“化”；清静不挠，百姓自然会归于“正”。庄子是蒙地人，叫周。他曾经担任过蒙地漆园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
他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却本源于老子的学说。他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是托词寄意的寓言。他写的《渔父》、《盗跖》、《胠箧》是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而表明老子学说为目的的。《畏累虚》、《亢桑子》一类的，都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可是庄子善于行文措辞，描摹事物的情状，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
即使是当世博学之士，也难免受到他的攻击。他的语言汪洋浩漫，纵横恣肆，以适合自己的性情，所以从王公大人起，都无法利用他。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答应他出任楚国的宰相。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臣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
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难道能办得到吗？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郑国的低级官吏。
后来研究了刑名法术学问，向韩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侯，前后执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侵犯韩国。申不害的学说本源黄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责实为主，他的著作有两篇，叫作《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爱好刑名法术学问。他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韩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讲话，却擅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屡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没有纳他的意见。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用来驾驭臣子。
不能富国强兵寻求任用是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他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扰乱国家法度，而游侠凭借着武力违犯国家禁令。国家太平时，君主就宠信那些徒有虚名誉的人，形势危急时，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
现在国家供养的人并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所以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然而韩非深深地明了游说的困难。他撰写的《说难》一书，讲得非常详细，但是他最终还是死在秦国，不能逃脱游说的祸难。
《说难》写道：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的才智不足以说服君主有困难；也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确地表达出我的思想有困难；也不是我不敢毫无顾虑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有困难。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我的说词去适应他。游说的对象在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却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
一定会被遗弃和疏远了。游说的对象志在贪图重利，而游说的人却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一定不会录用你。游说的对象实际上意在重利而公开装作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上疏远你；如游说的人用重利去劝说他。
他就会暗中纳你的意见，而公开抛弃你本人，这些都是游说的人不能不知道的。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谈之中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而往往是在言谈之中无意地说到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身遭灾祸。君主有过失，而游说的人却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推导出他过失的严重，那么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
君主对游说者的恩宠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游说的人把知心话全部说出来，如果意见被纳实行而且见到了功效，那么，君主就会忘掉你的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遭到失败，那么游说者就会被君主怀疑，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自认为有了如愿的良策，而且打算据为自己的功绩。
游说的人参与这件事，那么也会有危险，君主公开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别的目的，如果游说者预知其计，那么他也会有危险。君主坚决不愿做的事，却勉力让他去做，君主去做丢不下的事，又阻止他去做，游说的人就危险。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在任的大臣，就会认为你离间他们彼此的关系；和君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就会认为你卖弄权势。
议论他所喜爱的，那么君主就会认为你是在利用他；议论君主所憎恶的，就会认为你试探他含怒的深浅。如果游说者文辞简略，那么就会认为你没有才智而使你遭到屈辱；如果你铺陈辞藻，夸夸其谈，那么就会认为你语言放纵而无当。如果你顺应君主的主张陈述事情，那么就会说你胆小而做事不尽人意。
如果你谋虑深远，那么就会说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这些游说的难处，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大凡游说者最重要的，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他自认为高明的计策，就不要拿以往的过失使他难堪；他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就不要用自己的意愿使他激怒；他夸耀自己的力量强大，就不必用他为难的事来拒绝他。
游说的人谋划另一件与君主相同的事，赞誉另一个与君主同样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另一个人加以美化，不要坏其事伤其人。有与君主同样过失的人，游说者就明确地粉饰说他没有过失。待到游说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抵触，游说者的说辞，君主不再排斥，此后，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
这就是与君主亲近不被怀疑，能说尽心里话的难处啊！等到历经很长的时间之后，君主对游说的人恩泽已经深厚了，游说者深远的计谋也不被怀疑了，交相争议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计议利害关系达到帮助国君立业建功，可以直接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这样的办法扶持君主，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作厨师，百里奚当俘虏，都是由此求得君上的任用。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他们仍然不得不做低贱的事而经历世事如此地卑污，那么智能之士就不把这些看作是耻辱的了。宋国有个富人，因为天下雨毁坏了墙。他儿子说：“不修好将会被盗”，他的邻居有位老人也这么说。晚上果然丢了很多财物，他全家的人都认为他儿子特别聪明却怀疑邻居那位老人。
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就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就把关其思杀了，并且说：“胡国，是我们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什么居心？”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就认为郑国君主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占领了它。
这两个说客，他们的预见都是正确的，然而言重的被杀死，言轻的被怀疑，所以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难，如何去处理已知的事就难了。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君主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君车的人要判断足的罪。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连夜通知他，弥子瑕就诈称主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子出去了。
君主听到这件事反而赞美他说：“多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竟愿犯下断足的惩罚！”弥子瑕和卫君到果园去玩，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子，没吃完就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自己不吃却想着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卫君对他的宠爱也疏淡了，后来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诈称我的命令驾我的车，还曾经把咬剩下的桃子给我吃。”
弥子瑕的德行和当初一样没有改变，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卫君对他的爱憎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说，被君主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能干，愈加亲近。被君主憎恶了，就认为他罪有应得，就愈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的人，不能不调查君主的爱憎态度之后再游说他。
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它。然而他喉咙下端有一尺长的倒鳞，人要触动它的倒鳞，一定会被它伤害。君主也有倒鳞，游说的人能不触犯君主的倒鳞，就差不多算得上善于游说的了。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见到《孤愤》、《五蠹》这些书，说：“唉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遗憾了。”
李斯说：“这是韩非撰写的书。”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韩国。起初韩王不重用韩非，等到情势吃紧，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还没被信用。李斯、姚贾嫉妒他，在秦王面前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
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申子、韩子都著书立说，留传到后世，学者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唯独悲叹韩非撰写了《说难》而本人却逃脱不了游说君主的灾祸。太史公说：老子推崇的“道”，虚无，顺应自然，适应各种变化以达到无所作，所以，他写的书很多措辞微妙不易理解。庄子宣演道德，纵意推论，其学说的要点也归本于自然无为的道理。
申子勤奋自勉，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依据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严酷苛刻，绝少施恩。都原始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思想理论就深邃旷远了。老子树立教化，追求心境洁净，不受外扰，让人得到大智慧；他的学说在东边的鲁地受到推崇，人的足迹却去了西部的边疆。
庄周纵意推论，欢喜自得，申不害勤奋自勉，充满权谋，韩非《说难》极其智慧。可悲啊他们的谨密防患，最后却在李斯手上终结了。
作品赏析：
先秦诸子百家里头，能被太史公选中立传的并不多，列子、慎子、许行、惠施、鬼谷子、杨朱加之黄老、儒教等家，甚至战国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李悝都没有立传。庄子能和老子、韩非子并列，足见其地位。这是一篇关于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传记。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合为一传，代表了先秦汉初人们对道家与法术家关系的重要看法。
***直承晚周，认为老子之言“君人南面之术”，而庄子祖述老子。申不害、韩非亦源自老子道德之意。而其他因其主张不够鲜明，亦不足以承上启下，故被司马迁舍弃。太史公作四人合传，在当时来说，确实是胸罗道德，纵横概括，指点评说，是一篇很有气魄的雄文，非大家不能。
1. 四字成语中有没有什么名什么正的成语
四字成语中没有（什么名什么正）的成语，含（名）（正）的成语只有（名正言顺或名正理顺）。
名正理顺míng zhèng lǐ shùn解释指名义正当，合乎道理。出处唐·颜真卿《请复七圣谥号状》：“高祖谥太武，用汉制；太宗谥曰文，行周道也。
名正理顺，垂之无穷。”结构联合式用法作谓语、定语、补语；用于说话近义词名正言顺例句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第三卷：“三酒之名，以酌有事者，取赐酒则别为一名，庶几名正理顺。”
英译be perfectly justifiable。
2. 四个字成语名什么成语词目 解释
名标青史 标：写明；青史：古代在竹简上记事，因称史书。把姓名事迹记载在历史书籍上。形容功业巨大，永垂不朽。
名不副实 名声或名义和实际不相符。指空有虚名。
名不虚传 传出的名声不是虚的。指实在很好，不是空有虚名。
名垂后世 好名声流传的后代。
名垂千古 比喻好名声永远流传。
名垂青史 青史：古代在竹简上记事，因称史书。把姓名事迹记载在历史书籍上。形容功业巨大，永垂不朽。
名垂竹帛 比喻好名声永远流传。
名存实亡 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已消亡。
名副其实 名声或名义和实际相符。
名高天下 比喻全国闻名。
名过其实 名声超过实际才能。
名缰利锁 比喻名利束缚人就象缰绳和锁链一样。
名利双收 既得名声，又获利益。
名列前茅 比喻名次列在前面。
名落孙山 名字落在榜末孙山的后面。指考试或选拔没有录取。
名满天下 天下闻名。形容名声极大。
名贸实易 贸：齐等；易：变易。指名称相似，实质不同。
3. 四字成语中有没有什么名什么正的成语四字成语中没有（什么名什么正）的成语，含（名）（正）的成语只有（名正言顺或名正理顺）。
名正理顺
míng zhèng lǐ shùn
解释指名义正当，合乎道理。
出处唐·颜真卿《请复七圣谥号状》：“高祖谥太武，用汉制；太宗谥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顺，垂之无穷。”
结构联合式
用法作谓语、定语、补语；用于说话
近义词名正言顺
例句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第三卷：“三酒之名，以酌有事者，取赐酒则别为一名，庶几名正理顺。”
英译be perfectly justifiable
4. 成语大全 四字成语什么名什么实什么名什么实知 的词语：
循名核实 有名无实 控名责实 征名责实 泥名失实 有名亡实 循名核实
异名同实 揽名责实 按名责实 循名考实 循名责实 循名课实 考名责实
成语道： 控名责实
拼音： kòng míng zé shí
解释： 控：引；责：求。使名声与实际相符。
出处： 《史记·太史公自序》：“名家回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答也。”
拼音代码： kmzs
近义词： 按名责实
用法： 作谓语；指引名以求实
5. 有带名的四字词语有哪些刑名师爷、名副其实、莫名其妙、不可名状、名胜古迹、沽名钓誉、名扬四海、至理名言、金榜题名、声名狼藉、同名同姓、名落孙山、实至名归、顾名思义、声名鹊起、大名鼎鼎、闻名遐迩、一文不名、名正言顺、无名英雄、名列前茅、臭名昭著、名门望族、名山大川、名噪一时、名不副实、功成名就、名符其实、名不虚传、专有名词一举成名、无名小卒、师出无名、巧立名目、冒名顶替、蜗角虚名、举世闻名、久负盛名、美其名曰、赫赫有名、隐姓埋名、欺世盗名、慕名而来、名垂青史、功名利禄、驰名中外、有名无实、远近驰名、徒有虚名、名存实亡、师出有名、无名肿毒、不名一钱、臭名远扬、身败名裂、名闻遐迩、名垂竹帛、改名换姓、莫可名状、名利双收鼎鼎有名、名不符实、名满天下、循名责实、竖子成名、名垂千古、名门淑女、扬名四海、名震一时、姓甚名谁、名闻利养、青史留名、名缰利锁、名士风流、尊姓大名、名我固当、名过其实、出师有名、赞拜不名、出师无名、无可名状、功成名遂、人死留名、争名夺利、盛名难副、名山事业、千古留名、臭名昭彰、雁塔题名、藏之名山久闻大名、名实相副、高姓大名、指名道姓、名山胜水、斗方名士、及第成名、名高天下、声名狼籍、名誉扫地、千佛名经、闻名天下、榜上无名、臭名昭着、徒有其名、显亲扬名、不务空名、名目繁多、立身扬名、名从主人、名教罪人、遐尔闻名、兵出无名、藏诸名山、名实相符、求名求利、成名成家、罗织罪名、名垂后世、徒负虚名名下无虚、无名之朴、必也正名、名门世族、名重一时、不求名利、无名小辈、功名富贵、干名犯义、无名火气、完名全节、策名就列、名声籍甚、改姓更名、身名俱泰、题目正名、名义账户、名贸实易、垂名青史、阿世盗名、蜗名微利、策名委质、身败名隳、综核名实、沽名卖直、驰名天下、齐名并价、名德重望、利绾名牵、征名责实垂名竹帛、名标青史、按名责实、声名藉甚、形名参同、金榜挂名、无名之璞、名流巨子、一甲一名、名公钜卿、身名两泰、射利沽名、钓名欺世、名实难副、青史标名、显姓扬名、异名同实、控名责实、知名当世、大名难居、名正理顺、邀名射利、饵名钓禄、沽名吊誉、贪名逐利、名公钜人、顶名替身、不名一格、提名道姓、循名课实身显名扬、无名之师、附骥名彰、急功近名、正名定分、干名誉、题名道姓、变名易姓、矜名嫉能、闻名丧胆、显祖扬名、名卿巨公、声名烜赫、浮名虚誉、名山胜川、巧立名色、砥砺名号、砥砺名节、枉担虚名、砥行磨名、隳节败名、辱身败名、分文不名、应名点卯、浮名虚利、竹林名士、循名核实、名鞿利鞚、君前臣名、重望高名循名考实、三名三高、名高难副、遁迹藏名、身名俱败、哗世取名、身名俱灭、冒名接脚、沽名要誉、徒拥虚名、像形夺名、争名竞利、巧作名目、沽名干誉、求名夺利、浮名薄利、盗名暗世、名不虚得、逐名趋势、身废名裂、贩交买名、蝇名蜗利、无名孽火、重气狥名、名公巨人、惑世盗名、声名赫奕、砥厉名号、称名道姓、考名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