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788)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生于孟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原名乔治·路易·勒克来克，因继承关系，改姓德·布封。少年时期就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1728年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后，又学了两年医学。1730年，结识一位年轻的英国公爵，一起游历了法国南方、瑞士和意大利。在这位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刻苦研究博物学。1733年，进法国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曾发表过有关森林学的报告，还翻译了英国学者的植物学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1739年，当上了副研究员，并被任命为御花园和御书房总管，直到逝世。
布封任总管后，除了扩建御花园外，还建立了“法国御花园及博物研究室通讯员”的组织，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和旅行家，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矿物样品和标本。布封利用这种优越的条件，毕生从事博物学的研究，每天埋头著述，四十年如一日，终于写出三十六册的巨著《自然史》。这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综合了无数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作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破除各种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布封对现代科学的一大贡献。他坚持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指出地球与太阳有许多相似之处，地球是冷却的小太阳；地球上的物质演变产生了植物和动物，最后有了人类；人类的进化不是如圣经《创世纪》所说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才有了智慧，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布封观察、研究大地、山脉、河川和海洋，寻求地面变迁的根源，开了现代地质学的先河。尤其在物种起源方面，他倡导生物转变论，指出物种因环境、气候、营养的影响而变异，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达尔文称他“是现代以科学 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物种起源》导言）。《自然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其中关于动物活动形态的描绘尤富于艺术性。作者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用形象的语言勾画出各种动物的一幅幅肖像，还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倾向。
1749年，《自然史》的头三册一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的学术界。由于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被神学堡垒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指控为“离经叛道”，要求给以“宗教制裁”。布封被迫写信给神学院声明自己“无意‘反驳’圣经”，并保证将来出版《自然史》第四册时把这封信刊在卷首。后来他在《自然史》中，为了掩蔽神学家的耳目，经常抬出上帝的名字。但又悄悄地对人说：“只要把这名字换掉，摆上自然力就成了”。实际上仍旧坚持他的唯物主义立场。
《自然史》各册的陆续出版，不断给布封带来更大的声誉。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入院时发表的著名演说《论风格》，是一篇经典的文论。他针对当时文坛上那种追求绮丽纤巧的风尚，呼吁文章要言之有物、平易近人，提出“风格即人”的名言，强调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1777年，法国在御花园里给他建立了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布封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
布封介绍
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生于勃艮第省的蒙巴尔城。贵族家庭出身，父亲曾为州议会法官。从小受教会教育，爱好自然科学。26岁入法国科学院。1739年起担任花园（植物园）主任。1753年被法兰西学院接受为院士。他用毕生精力经营花园，并用40年时间写成36卷巨册的《自然史》。
布封的主要著作《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爬虫类史》《自然的分期》等几大部分，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作推论，反对“权威”的臆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为后来的科学家引路。经他解释的宇宙里没有上帝的位置，宇宙的主人不是上帝而是人。人是自然界的中心，决定他周围的一切。
作为科学家，布封颇受诋毁，作为文学家，却受到普遍的颂扬。他写的《自然史》，笔锋富于感情，其中《自然的分期》是一部史诗，他对狮、虎、豹、狼、狗、狐狸的猎食，海狸的筑堤，用形象的语言，作拟人的描写，生动活泼，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布封在法兰西学院入院仪式上的讲演《风格论》中提出，一个作家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载入不朽的文字，始能不为他人所掠夺，而垂于久远。思想是公物，而文笔（即风格）则属于作家自己，科学在不断进步，科学论点肯定要被新的研究成果超过，而文章风格却是后人无法代替的。法语中一般所说的“文如其人”或“文即其人”，就是从布封的名言“风格是属于个人的”中引申而来的
《法国文学史》对布封的评价
布封以卷帙浩繁的《自然史》而闻名。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根据气质、性格等次要原因，把布封视为与启蒙运动作家“截然不同”“游离于18世纪之外”的作家。但是，从布封所宣传的唯物宇宙观、重思想内容的文艺思想，以及属于人文主义传统的社会政治理想来说，他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完全合拍的。他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但他的贡献汇入了启蒙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主流。他的《自然史》，以其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巨大的规模，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有某些相似，当然，其战斗性远远不能和《百科全书》相比。
布封生于法国勃艮第省蒙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是***的推事，以继承关系获得封地，成为一个穿袍贵族。布封从小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他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中学毕业后，他还学过法律和医学。1723年，他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公爵，一同在法国南部、瑞士和意大利游历。他在这个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博物学。1732年，他回巴黎以后，勤奋学习，刻苦钻研，1733年进入法国科学院，翻译了英国学者关于植物学的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1739年，他担任御花园的总管，一直到他逝世。他利用御花园的条件，毕生进行博物学研究。1748年，他开始写作《自然史》，他在几个助手协助下，辛勤地进行工作，每天埋头著书，数十年如一日。最后，完成了36册的巨著。
《自然史》的头三册出版后，由于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被巴黎大学神学院斥责为“离经叛道”，险遭“宗教制裁”。布封取了妥协的态度，恭敬地写信给神学院，声明自己“无意‘反驳’圣经”，但此后，他在《自然史》中仍坚持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这部论著在布封生前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入院时发表的那篇演说，就是著名的《风格论》。
《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但它的语言优美，又不乏艺术的形象描绘，因而也有文学价值。它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等几大部分，对整个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描述和解释，清除了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如在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上，它离宗教之道、叛《创世纪》之经，描写从太阳分裂出来的火团如何冷却为地球，地球上物质如何变化而有了植物与动物，最后有了人类；人类的发展也不是像圣经所说，是由于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之果，而是在生产斗争中增长了才智。在整个《自然史》中，上帝是不存在的。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自然史》的一大贡献。由于布封坚持以唯物主义解释世界，而且，他进行研究是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得出结论，反对先验主义的臆断和猜测，因此，他在科学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见。他是现代地质学的先行者，他关于生物的描述，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在物种起源方面，达尔文称他为“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
布封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宣传者。在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里，上帝不是主人，主人是人；一切不决定于上帝，而是决定于人的双手。他这样热情洋溢地唱着人的颂歌：
凭着他的智慧，许多动物被驯养，被驾驭，被制服，被迫着永远服从他了；凭着他的劳动，沼泽被疏干，江河被防治，险滩急流被消灭，森林被开发，荒原被耕作；凭着他的思考，时间被计算出来，空间被测量出来，天体运行被识破；凭着他的由科学产生出来的技术，海洋被横渡，高山被跨越，各地人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个新大陆被发现，千千万万孤立的陆地都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总之，今天大地的全部面目都打上了人力的印记……大自然之所以能够全面发展，之所以能逐步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完善，这样辉煌，都完全是借助于我们的双手。
这种热烈的赞颂，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自然史》中有文学价值和较高的艺术性的，是对动物的描绘。布封不是用完全客观主义的态度去介绍这些动物，而是带着亲切的感情，用形象的语言替它们画像，因而描写生动具体、饶有兴味。在他笔下，小松鼠善良可爱，大象温和憨厚，鸽子夫妇相亲相爱。布封还往往把动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以某种人格，马像英勇忠烈的战士，狗是忠心耿耿的义仆，都受到布封的赞扬；啄木鸟像苦工一样辛勤劳动，得到作者的同情；海狸和平共处、毫无争斗，引起他的向往；他把狼比喻为凶残而又怯懦、“浑身一无是处”的暴君，他把天鹅描绘为和平的、开明的君主。布封通过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眼光，将动物拟人化，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不满，寄托了他对“开明君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想。他的动物肖像具有寓言的含义，而其中的寓意又渗透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字如其人，人亦如字的意思是：字如其人，其实最早源于西汉文学家扬雄讲的一句名言：“书、心画也。”这句话得意思是说书法是人的心理描绘，是以线条来表达和抒发作者情感心绪变化的。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赋予了汉字极为丰富的内涵，古人历来就有：“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文如其人，文以载道”之说，提倡“作字先做人，心正则笔正”。
我国书法历来注重字的气质、神韵，因为文字不仅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也反映出书写者的性格特征、志向、思想境界等。西汉扬雄说：“书，心画也。”明人项穆说“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清刘熙载还将各种身份不同的人的书法特点作了概括：“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事实正是如此。历史上流传千古的书法家几乎都是忠正廉洁、品质高尚的人，他们的道德、人格、气节和他们的书法作品并传后世，使人赞颂不已。
比如，王羲之品德清纯，他的字清秀超逸，举止安和；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文章妙古今，忠义贯日月，其书法朴质敦厚，充满严正之气；欧阳询、欧阳通父子不同流俗，其书法险劲秀拔；苏东坡书法旷达豪放；颜真卿刚正不阿，临危不惧，他的字也刚劲雄健，结体严谨，法度完备，“望之知为盛德君子也”，让人感受到一种浩然正气。凡此皆字如其人，自然流露者，都可以从他们书法作品中体会到他们这些高尚品德。
如果书家的人品高尚，他的作品也为世人所珍爱。如爱国名将岳飞、文天祥、林则徐，他们忠义正直，坚守气节，他们的字也特别受到保护和爱戴。如果书家的道德败坏，其作品也不会为人所重。想用书法的成就来掩盖或弥补其人品的缺陷，那是不行的。如宋代秦桧也曾研习书法，因其卖国求荣，陷害忠良，其字亦被排斥。据传宋代四家“苏、黄、米、蔡”的“蔡”原指蔡京，后因他人品不好，改为蔡襄。因此那些大节有亏的人，纵使书技娴熟，因受到人品影响，其书亦随人而逝，泯灭不传。
传统文化中对于美的事物是用道德标准衡量的。其实无论是做诗、作文、写字或绘画，都表现出人们对“善”与“恶”、“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的态度，人们在看好的、正的作品时，得到美的感受，也会受到作品内容和作者高尚道德的鼓舞和感化，心驰神往。“自来书品，视其人品。故无学不足以言书，无品尤不足以言书。此书道之理也。”（《书道》）
所以学书要先学做人──立品为先，宋陆游说过：“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即必须修养人品。书法艺术的品评，不是比点画、章法的精巧，而是看作者的胸襟、气质和道德修养。其实各种艺术和技能，都是为了让人正用和善用的，人们只有修心重德，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不断升华思想境界，才会展现出神和神韵，也才能更好的利人济人。
布封（1707～1788)，亦作布丰。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生于孟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原名乔治·路易·勒克来克，因继承关系，改姓德·布封。布封从小受教会教育，爱好自然科学。1739年起担任花园(植物园)主任。他用毕生精力经营花园，并用40年时间写成36卷巨册的《自然史》。布封是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和宣传者，在他的作品中常用人性化的笔触描摹动物。他写的课文中的《马》就被赋予了人性的光彩，它像英勇忠义的战士，又像驯服诚实的奴仆，像豪迈而犷野的游侠，又像典雅高贵的绅士。布封的《马》被选入七年级第29课,《松鼠》被选入小学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17课课文，沪教版六年级上册第17课课文,苏教版七年级下册第10课课文，部编版五年级上册第17课课文。
中文名
布封
外文名
Buffon
别名
乔治·路易·勒克来克
国籍
法国
出生日期
17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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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人物简介
布封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博物学家。布封生于孟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原名乔治·路易·勒克来克，因继承关系，改姓德·布封。少年时期就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
1728年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后，又学了两年医学。1730年，结识一位年轻的英国公爵，一起游历了法国南方、瑞士和意大利。在这位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刻苦研究博物学。
1733年，进法国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曾发表过有关森林学的报告，还翻译了英国学者的植物学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1739年，当上了副研究员，并被任命为御花园和御书房总管，直到逝世。 布丰任总管后，除了扩建御花园外，还建立了“法国御花园及博物研究室通讯员”的组织，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和旅行家，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矿物样品和标本。布丰利用这种优越的条件，毕生从事博物学的研究，每天埋头著述，四十年如一日，终于写出三十六册的巨著《自然史》。这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综合了无数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作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破除各种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布封对现代科学的一大贡献。
他坚持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指出地球与太阳有许多相似之处，地球是冷却的小太阳；地球上的物质演变产生了植物和动物，最后有了人类；人类的进化不是如圣经《创世纪》所说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才有了智慧，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
布丰观察、研究大地、山脉、河川和海洋，寻求地面变迁的根源，开了现代地质学的先河。尤其在物种起源方面，他倡导生物转变论，指出物种因环境、气候、营养的影响而变异，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达尔文称他“是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物种起源》导言）。
《自然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其中关于动物活动形态的描绘尤富于艺术性。作者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用形象的语言勾画出各种动物的一幅幅肖像，还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倾向。 1749年，《自然史》的头三册一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的学术界。由于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被神学堡垒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指控为“离经叛道”，要求给以“宗教制裁”。布封被迫写信给神学院声明自己“无意‘反驳’圣经”，并保证将来出版《自然史》第四册时把这封信刊在卷首。
后来他在《自然史》中，为了掩蔽神学家的耳目，经常抬出上帝的名字。但又悄悄地对人说：“只要把这名字换掉，摆上自然力就成了”。实际上仍旧坚持他的唯物主义立场。 《自然史》各册的陆续出版，不断给布丰带来更大的声誉。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入院时发表的著名演说《论风格》，是一篇经典的文论。他针对当时文坛上那种追求绮丽纤巧的风尚，呼吁文章要言之有物、平易近人，提出“风格即人”的名言，强调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
1777年，法国在御花园里给他建立了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布封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 布封的主要著作《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爬虫类史》《自然的分期》等几大部分，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作推论，反对“权威”的臆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为后来的科学家引路。经他解释的宇宙里没有上帝的位置，宇宙的主人不是上帝而是人。人是自然界的中心，决定他周围的一切。
作为科学家，布封颇受诋毁，作为文学家，却受到普遍的颂扬。他写的《自然史》，笔锋富于感情，其中《自然的分期》是一部史诗，他对狮、虎、豹、狼、狗、狐狸的猎食，海狸的筑堤，用形象的语言，作拟人的描写，生动活泼，到了2017年仍为人们所喜爱。布封在法兰西学院入院仪式上的讲演《风格论》中提出，一个作家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载入不朽的文字，始能不为他人所掠夺，而垂于久远。思想是公物，而文笔（即风格）则属于作家自己，科学在不断进步，科学论点肯定要被新的研究成果超过，而文章风格却是后人无法代替的。
法语中一般所说的“文如其人”或“文即其人”，就是从布封的名言“风格是属于个人的”中引申而来的 《法国文学史》对布丰的评价以卷帙浩繁的《自然史》而闻名。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根据气质、性格等次要原因，把布丰视为与启蒙运动作家“截然不同”“游离于18世纪之外”的作家。
但是，从布封所宣传的唯物宇宙观、重思想内容的文艺思想，以及属于人文主义传统的社会政治理想来说，他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完全合拍的。他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但他的贡献汇入了启蒙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主流。他的《自然史》，以其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巨大的规模，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有某些相似，当然，其战斗性远远不能和《百科全书》相比。
他这样热情洋溢地唱着人的颂歌：凭着他的智慧，许多动物被驯养，被驾驭，被制服，被迫着永远服从他了；凭着他的劳动，沼泽被疏干，江河被防治，险滩急流被消灭，森林被开发，荒原被耕作；凭着他的思考，时间被计算出来，空间被测量出来，天体运行被识破；凭着他的由科学产生出来的技术，海洋被横渡，高山被跨越，各地人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个新大陆被发现，千千万万孤立的陆地都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总之，自从有了《自然史》后，大地的全部面目都打上了人力的印记……
大自然之所以能够全面发展，之所以能逐步达到我们在现代所看到的这样完善，这样辉煌，都完全是借助于我们的双手。这种热烈的赞颂，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自然史》中有文学价值和较高的艺术性的，是对动物的描绘。布封不是用完全客观主义的态度去介绍这些动物，而是带着亲切的感情，用形象的语言替它们画像，因而描写生动具体、饶有兴味。
在他笔下，小松鼠驯良可爱，大象温和憨厚，鸽子夫妇相亲相爱。布丰还往往把动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以某种人格，马像英勇忠烈的战士，狗是忠心耿耿的义仆，都受到布封的赞扬；啄木鸟像苦工一样辛勤劳动，得到作者的同情；海狸和平共处、毫无争斗，引起他的向往；他把狼比喻为凶残而又怯懦、“浑身一无是处”的暴君，他把天鹅描绘为和平的、开明的君主。布封通过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眼光，将动物拟人化，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不满，寄托了他对“开明君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想。他的动物肖像具有寓言的含义，而其又渗透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诸葛亮事迹
三顾茅庐
刘备屯住新野时，自知蹉跎半生之缘由是身边虽有关羽，张飞等猛将，而无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之谋士，便礼仪贤下士，寻求良辅。在司马徽和徐庶的荐举下，刘备与关羽，张飞便来到襄阳隆中，拜访诸葛亮。
第一次来到茅庐时，亮已外出，三人返途中遇见亮好友崔州平；数日后，刘、关、张顶风冒雪，二顾茅庐。途中，遇亮好友石广元，孟公威。到达茅庐，只见亮弟诸葛均，方知亮已出游，备留下一笺，表达倾慕之意。返回时，在隆中山下小桥边遇见亮岳父黄承彦；过了一段时间，刘备与关羽、张飞三顾茅庐，适逢亮在家，但昼寝未醒。刘备吩咐关、张在门外等候，自己徐步而入，拱手立于阶下，直到亮醒后，方才相见。[ 三顾堂：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是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作《隆中对》的纪念堂。]
隆中对
官渡大战以后，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县）。
刘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因为自己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心里总是闷闷不乐。他想寻找个好助手。他打听到襄阳地方有个名士叫司马徽，就特地去拜访。
司马徽说：“这一带有卧龙，还有凤雏（音chú），您能请到其中一位，就可以平定天下了。”司马徽告诉刘备：卧龙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凤雏名叫庞统，字士元。
徐庶也是当地一位名士，因为听到刘备正在招请人才，特地来投奔他。刘备很高兴，就把徐庶留在部下当谋士。 徐庶说：“我有个老朋友诸葛孔明，人们称他卧龙，将军是不是愿意见见他呢？” 刘备听了徐庶的介绍，说：“既然您跟他这样熟悉，就请您辛苦一趟，把他请来吧！” 徐庶摇摇头说：“这可不行。像这样的人，一定得将军亲自去请他，才能表示您的诚意。”
刘备先后听到司马徽、徐庶这样推重诸葛亮，知道诸葛亮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带着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去找诸葛亮。三顾茅庐后，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诚意感动了，就在自己的草屋里接待刘备。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虚心请教，也就推心置腹地跟刘备谈了自己的主张。他说：“现在曹操已经战胜袁绍，拥有一百万兵力，而且他又挟持天子发号施令。这就不能光凭武力和他争胜负了。孙权占据江东一带，已经三代。江东地势险要，现在百姓归附他，还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看来，也只能和他联合，不能打他的主意。”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荆州和益州（今四川、云南和陕西、甘肃、湖北、贵州的一部）的形势，认为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可是刘表是守不住这块地方的。益州土地肥沃广阔，向来称为“天府之国”，可是那里的主人刘璋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大家都对他不满意。
最后，他说：“将军是皇室的后代，天下闻名，如果您能占领荆、益两州的地方，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内政，一旦有机会，就可以从荆州、益州两路进军，攻击曹操。到那时，有谁不欢迎将军呢。能够这样，功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恢复了。”
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
后来，人们把这件事称作“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这番谈话称作“隆中对”。（一说是襄阳隆中，也说是南阳，难定论？）
五丈原
五丈原位于宝鸡市岐山县境内，东距西安130公里，西距宝鸡56公里，北距岐山县城25公里。高20余米，面积约12平方公里，五丈原南依棋盘山，北临渭河，东西两面为河流冲的深沟，形势险要。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五丈原与司马懿对阵，后因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五丈原由此闻名于世。是三国时诸葛亮最后一个战场。
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兵由汉中出发，穿过秦岭，进驻五丈原。初来乍到，粮草不济，先屯田练兵，待机伐魏。魏将司马懿深知诸葛亮神机妙算，在渭河北岸固守，不敢贸然出兵。双方在五丈原相持百天不战，诸葛亮不得不引诱魏兵入葫芦沟作战，并放火烧断谷口，欲大败魏将司马懿未料一场大雨，魏军死里逃生。同年秋天，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败退。当司马懿进兵诸葛亮指挥作战的地方时，看到蜀军阵地之险要，惊叹道：“天下奇才也。”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在这里修建了寺庙。
据当地民间传说，诸葛亮去世时，一颗明星从天而降，所以才起这个名字。当年诸葛亮屯田的地方，人称“诸葛田”。当年诸葛亮设军帐指挥作战的地方还留有半米高的城墙残迹，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近100米。当地群众给这个小城堡起名“豁落城”。在豁落城南边的秦岭山坡，有一块平展的石头，上面似有棋盘线条。据说当年诸葛亮在这里下过棋，所以这座山得名“棋盘山”。在五丈原的土中，已找出不少“诸葛锅”，铁锅上铸有汉代隶书文字。五大原如今是一片农田，游客来这里总想找一找古战场的遗迹和传闻。在农田的中间有一道河湾，当地叫落星湾，湾中的村子叫落星堡。
五丈原北端有诸葛亮祠，创建于元初年，明清曾重修。祠内献殿内两侧墙壁上有一幅幅三国故事画，如古城会、空城计、三战吕布等。壁画下镶嵌着40块青石，石刻岳飞手书《出师表》，字迹苍劲有力。石前有明太祖朱元璋赞颂岳飞的石刻：“纯正不曲，文如其人”。（一说是襄阳隆中，也说是南阳，难定论？）
诸葛亮故事
吃瓜留子
诸葛亮不仅能种出好庄稼，而且还有一手种西瓜的好手艺。襄阳一带曾有这么一个规矩：进了西瓜园，瓜可吃饱，瓜子不能带走。传说这条“规矩”也是当年请葛亮留下来的。
诸葛亮种的西瓜，个大、沙甜、无尾酸。凡来隆中作客和路过的人都要到瓜园饱饱口福。周围的老农来向他学种瓜的经验，他毫不保留地告诉他们瓜要种在沙土地上，上麻饼或香油脚子。好多人都来问他要西瓜，因为以前没有注意留瓜子，许多人只好扫兴而归。第二年，西瓜又开园了，他在地头上插了个牌子，上面写道：“瓜管吃好，瓜子留下。”
诸葛亮把瓜子冼净、晒干，再分给附近的瓜农。现在，汉水两岸沙地上的贾家湖、长丰洲、小樊洲的西瓜仍有名气，个大、皮薄、味沙甜。有些地方还遵守那条“吃瓜留子”的老规矩。
神机妙算救后代
这件事情的真否无法考证，从记载来看，可能性还是有的。
相传，诸葛亮在临死前对后代说：“我死后，你们中的一个将来会遇到杀身大祸。到那时,你们把房拆了，在墙里面有一个纸包，有补救的办法。”
诸葛亮死后，司马0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他得知：朝廷中的一员将军是诸葛亮的后代，便想治治他。有一天，司马0找了个借口，把这个将军定了死罪。在金殿上，司马0问：“你祖父临死前说了些什么？”这个将军就一五一十地把诸葛亮的话说给他听。司马0听后，使命令上兵们把房子拆了，取出纸包。只见纸包里面有封信，上面写着“遇皇而开”。土兵们把信递给0，0打开信，只见里面写道：“访问后返三步。”0立即站起身退后三步。他刚站稳，只听“咔嚓嚓”一声响，0龙案上面正对的房顶上，一根玉掉下来。把桌椅砸得粉碎。0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反过来再看信后面写道，“我救你一命，请你留我后代一命。”看完这封信，暗暗佩服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后来．他把那个将军官复原职
诸葛亮的八卦衣
在戏剧和图面中，诸葛亮都是身披八卦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姿态。据民间传说诸葛亮的八卦衣是他勤奋好学，师母所赏赐。
诸葛亮少年时代,从学于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学习刻苦，勤于用脑，不但司马德操赏识，连司马的妻子对他也很器重，都喜欢这个勤奋好学，善于用脑子的少年。那时，还没有钟表，记时用日晷，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时间就不好掌握了。为了记时，司马徽训练公鸡按时鸣叫，办法就是定时喂食。诸葛亮天资聪颖，司马先生讲的东西，他一听便会，不解求知饥渴。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想让先生把讲课的时间延长一些，但先生总是以鸡鸣叫为准，于是诸葛亮想：若把公鸡呜叫的时间延长，先生讲课的时间也就延长了。于是他上学时就带些粮食装在口袋里，估计鸡快叫的时候，就喂它一点粮食，鸡一吃饱就不叫了。
过了一些时候，司马先生感到奇怪，为什么鸡不按时叫了呢?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诸葛亮在鸡快叫时给鸡喂食。司马先生在上课时，就问学生，鸡为什么不按时叫鸣?其他学生都摸不着头脑。诸葛亮心里明白，可他是个诚实的人，就如实地把鸡快叫的时候喂食来延长老师授课时间的事如实报告了司马先生。司马先生很生气，当场就把他的书烧了，不让他继续读书了。诸葛亮求学心切，不能读书怎么得了，可又不能硬来，便去求司马夫人。司马夫听了请葛亮喂鸡求学遭罚之事深表同情，就向司马先生说情。司马先生说：“小小年纪．不在功课上用功夫，倒使心术欺蒙老师。这是心术不正，此人不可大就。”司马夫人反复替诸葛亮说情，说他小小年纪，虽使了点心眼，但总是为了多学点东西，并没有他图。司马先生听后觉得有理，便同意诸葛亮继续读书。
司马先生盛怒之下烧了诸葛亮的书，后经夫人劝解，又同意诸葛亮来继续读书。可没有书怎么读呢?夫人对司马先生说：“你有一千年神龟背壳，传说披在身上，能使人上知千年往事，下晓五百年未来．不妨让诸葛亮一试．如果灵验，要书作甚?”司马先生想到把书已烧了，也只好按夫人说的办。
诸葛亮将师母送的神龟背壳往身上一披，即成了他的终身服饰——八卦衣，昔日所学，历历在目，先生未讲之道，也能明白几分。
诸葛亮的鹅毛扇
诸葛亮的鹅毛扇代表着智慧和才干，所以在有关诸葛亮的戏曲中，孔明总是手拿鹅毛扇。
关于鹅毛扇，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黄承彦的千金**黄月英并非丑陋，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美丽、才华出众的姑娘。黄承彦怕有为的青年有眼不识荆山玉，故称千金为“阿丑”。阿丑黄月英不仅笔下滔滔，而且武艺超群，她曾就学于名师。艺成下山时，师傅赠送她鹅毛扇一把，上书“明”、“亮”二字。二字中还密密麻麻地藏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计策。并嘱咐她，姓名中有明亮二字者，即是你的如意郎君。后来黄承彦的乘龙快婿，就是吟啸待时、未出隆中便知天下三分的名字中有“明”、“亮”二字的未来蜀国丞相诸葛亮。结婚时，黄月英便将鹅毛扇作为礼物赠给诸葛亮。孔明对鹅毛扇爱如掌上明珠，形影不离。他这样作不仅表达了他们夫妻间真挚不渝的爱情，更主要的是熟练并运用扇上的谋略。所以不管春夏秋冬，总是手不离扇。
清朝康熙年间，襄阳观察使赵宏恩在《诸葛草庐诗》中写道：“扇摇战月三分鼎，石黯阴云八阵图”，就足以证明诸葛亮手执鹅毛扇的功用以及他手不离扇的原因。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 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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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苏轼的词开创了词创作的新阶段?
突破词只写男女情事的藩篱，为词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开辟道路。
浏览732
为什么说苏轼的词创作提高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苏轼是词史上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他对词境的开拓、对词体的革新，为词这种文学样式品位的提高开辟了道路，为宋词成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准备了条件。北宋灭亡后，苏词分为南、北两个支派，北派如蔡松年、元好问等；南派则成为南渡后的词坛主流，以辛弃疾成就最高，于南宋别开宗派，与苏轼并称苏、辛词派。直至金元与南宋灭亡，苏词的影响始终不曾衰落。
1 浏览69 2016-01-10
为什么说苏轼的词提高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 ”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代表作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念妈娇赤壁怀古》.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如《水调歌头 怀子由》.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如《江城子?掉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7 浏览462 2016-01-10
阐述苏轼对传统词的创新
苏轼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的天才作家。他以豁达的襟怀、渊博的学识，挥动如椽扛鼎笔，涌出惊天动地文。放笔快意，一泻千里，苏轼的词更为后人称道。他的笔触及婉约、豪放、清旷词等各领域，对前人继承的同时，更多的是创新，一改宋初文坛上浮靡绮丽的文风。 在西方，“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本意为“雕刻刀”，后引申出比喻意。在文学活动中，则通常指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我国有“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之说，概括地指明作品的风格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其人的创作个性和风度。反之其创作个性和风度也影响文风的形成。首先对风格一词作一个界定，对讨论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有所裨益。东坡无疑是词坛的大手笔，他将词的内容，由先前狭隘的儿女艳科，扩展到咏史、说理、怀古、谈玄、感时伤事，旁及山水田园，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的题材既然牢牢配合了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在风格上也是多样的。他既能豪放高旷，又能清丽韶秀。所以针对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问题，不能一言而蔽之，否则会犯以偏概全之误。而应对词中不同类型与传统词进行观照来寻找对传统的创新。当然哪种词风领导主流，要看这一类型词在词人创作中的数量、地位、价值等。所以本文试从农村词、咏物词两种题材和婉约、豪放两种词风角度来阐述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问题，同时兼及出现突破的缘由。这样更能凸现苏轼词风的整合化与多样化。 苏轼把词的题材领域扩大到农村，写农民的生活和劳动，在作者之前还很少出现过。农村词是苏轼的一大开拓，它的出现，为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词在产生之初有不少隐逸之作，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但所写的田园风光充满士大夫情趣，缺乏浓厚的生活气息。苏轼为官徐州，作《浣溪沙》五首。这组词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村风貌，文笔清丽，宛若一幅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风俗画。苏轼农村词中展现了农村风光，描绘了农村各色人等，如野老、田夫、村童，重要的是苏轼词中出现了农村妇女的形象，这在古典诗词特别是农村词中是一种创新。苏轼《浣溪沙》词曰：“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此处“络丝娘”既指虫，也双关缫丝的妇女，从侧面反映了初夏农村的生活及情趣。“层层”言作物茂盛，“光”言叶片滋润有光泽。词从视觉、嗅觉、听觉勾出一幅蚕熟季节的农村风俗人情画。又如《浣溪沙》(其四)先摄取了夏季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绘成一幅恬淡和谐的图画。后写羁旅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酒困寻水，全词有景有人，由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语言浅白易懂，脱口而出，风趣天成。 东坡在文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开创，这种革新的精神，同样体现在他对咏物词的创作上。除去一般性的继承传统外，比如词用赋的手法。如柳永的《观海潮·东南形胜》全词铺陈夸张，融山水盛况与都市豪华于一体。但这样的佳作毕竟少数。这种手法在前人那里更多易于流弊。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忽视了赋与词两种文体的差别，只是一味的描摹外物，而没有渗透进自己的感情。用赋的手法容易造成词在有限的空间中大量铺陈物象，排比词藻、堆砌名物，通过增加知觉空间密集度的办法来凸显空间。尽管这样有其心理学的依据：那就是一个内部充满密集的点的实心圆，比一个空白的圆在同一个白色基底上显得更为突出和引人注目。这种写法片面强调了“赋者，铺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忽略了赋“铺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另一个方面，尤其是后者“体物写志”。苏轼在咏物词中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体物”——细致的描摹物态，“写志”——寄托内心的情态。由物及心，心物交通是咏物篇的最高境界。在初期的咏物词中，“体物”和“写志”均未达到上乘。然而在婉约词中，不少咏叹佳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视为特殊的咏物之作。“体物”描写得可谓淋漓尽致。比如张先的《浣溪沙》：“水满池塘花满枝，乱香深里语黄鹂。东风吹软弄帘帏。 日正常时春梦短，燕交飞处柳烟低，玉窗红子斗茶时。”“体物”者只是类型化的描绘物之外形，“写志”这描写的亦是类型化的志趣。又如欧阳修《玉楼春·子规》，这里所咏的子规，只是一个寓意的载体，所写的情也是类型化的闺中怨情，与欧阳修本人性情是不相涉的。其他词人如晏殊、柳永，不多的咏物词也是这种形态。直至东坡，才将“体物”与“言志”发挥到很高的水平，使咏物词有了更大的写作空间。比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最工”。可见一代国学***对苏轼的评价之高。在一般人所写的咏物词中，玩弄词藻，内容空洞、重复，如前所述的用赋的手法通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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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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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圣土，同为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都该享有爱。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瘴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一九五七年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那年我在石河子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长庆四年，因病告，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思想上，韩愈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人物简介：
韩愈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思想倾向复古。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作品风格：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