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1878年-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他在第二次***战争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他的部下不满孙“过河拆桥”对待陈，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孙于次年收买陈手下部将，陈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被迫离开广州。孙派人暗杀邓铿，并将责任推到陈身上。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人，像推翻清***、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他宣称：“北京***实在不是民国***。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道。入湘***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巨鹿曲城（今河北晋阳西）人。他出身名门。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做过义阳太守和陵江将军；祖父魏彦在北魏当过骠骑和史和光州刺史；父亲魏长贤在北齐也曾官授著作郎，编纂国史，后尽管被贬谪为上党屯留县令，其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仍在世人中留有声望。魏氏家族，三世为官，三代书香。曾祖通晓儒家经典，祖父长于修文，父亲更是博通经史。及至魏征，虽家境已趋丰落，但却学得满腹经纶，多所通涉，属意天下纵横。
隋末，炀帝暴虐，穷兵黩武，民不聊生。于是各地义军揭竿而起，纷纷打出反隋的旗号。进入而立之年的魏征，不甘寂寞和无所作为，遂投奔武阳郡丞元宝藏做幕僚。后元宝藏举兵归附瓦岗起义军，魏征便成了他的书记，经常草拟和书写种公文信函。这就是魏征文秘生涯的开端。
经魏征处理的信件公函，有相当一部分是替元宝藏草就的致李密（瓦岗起义军首领）的上疏。这些条陈，见解独特，文***飞扬。李密阅后，十分赞赏。后来听说此乃出自魏征之手，李密当即召见魏征，并授以瓦岗军元帅府文学参军之职，执掌文翰。魏征对李密也寄予很大希望，他曾向李密进十策，以期拓展宠图。可惜，李密虽虽觉这些建议很不寻常，却未能***纳实施。
魏征文韬武略均颇精通。在反隋斗争中，瓦岗军连连胜利：洛北这战，给隋军主力王世充部以重创；童山之战，又全歼隋军精锐定文化及部。然而，瓦岗军也伤亡惨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诸多将领，无视这一现实，硬要跟卷土重来的王世充大军决战。魏征预感到危险，赶紧去劝说李密心腹长史：魏公（指李密）虽然很快取得了胜利，但将士死伤也很多，况且我军计库空虚，对有功者尚未奖赏，战士心情怠惰，因此，难以急于迎敌。不如深沟高垒，以守为攻。不过十天半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自退。那时再出兵追击，定能取胜。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决策，可郑颋却认为是“老生之常谈”，不予***纳。结果，邙山之战，瓦岗军遭到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密仅带残兵万余人逃出了度口。预感到败局已定，李密被迫归附李渊（参见《旧唐书·魏征传》）。
唐高祖李渊，原系隋朝太原留守，曾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势力逐渐壮大起来。当隋帝国土崩瓦解之际，李渊也举兵反隋。隋军主力被瓦岗军死拖在东部，李渊趁关中空虚，率军西进，很快攻入长安，凭借关中之地，自立为帝，国号唐。
魏征随李密来到长安。李渊授以秘书丞之职，继续做文秘工作。同时又授命他出使山东，招抚瓦岗军旧部。
自李密归唐，瓦岗军著名将领徐世仍在坚持斗争，收拾残局。由于他的苦心经营，重又夺回了瓦岗军的失地，控制了东抵海滨、南临江淮、西至汝州、北达魏郡的广大地区，只是实力远不如过去了。魏征来到梨阳，首先致书徐世，帮助他分析了形势，指出瓦岗军处于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东略”之心不死，窦建德“南谋”之力待举，倘若孤立无援，必不能持久。徐世得书，决计归唐。他派长史郭孝恪上表长安，又调拨粮草接济被窦建德逼得处境艰难的唐军李神通部。唐高祖李渊因赐徐世姓李，使其经略虎牢以东地区。
招抚了徐世，魏征又前往魏州，劝说魏州总管元宝藏投顺***。时值宇文化及攻打魏州，元宝藏处境困难。元宝藏平素极为器重魏征，经其指点，遂举州归唐。
魏征的山东之行，使李渊未动兵戈便取得齐鲁大部州县。更重要的，还使李渊由此获得一支忠诚于唐的劲旅，沉重地打击了王世充、窦建德和宇文化及等部的军事力量。徐世等人后来皆为***开国名将，为唐王朝统一北方建立了功勋。
619年，自立为夏王的窦建德于聊城一举歼灭宇文化及所率军队，随后又大败唐军，攻陷梨阳，俘获魏征。窦建德十分赏识魏征的才干，任用他为起居舍人，专司记载夏王言语行迹。两年之后，秦王李世民率军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合军团决战，先大败窦建德于虎牢关，后又迫使王世充投降，占领洛阳，取得东方战场的决定胜利。魏征趁机劝说窦建德洛州守将唐旦，一同归附唐朝。
回到长安，太子建成引其为洗马。太子洗马一职，乃为东宫属官，一般负责掌管四库图籍以及缮写刊辑等事务。而实际上，魏征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他很受太子器重，一直被视为谋臣。魏征感其恩，也尽心辅佐太子。他觉察到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在争夺最高权力上的明争暗斗，特别是看到秦王的勋业一天比一天大，影响也越来越深，因此很为太子担心。此时恰逢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拥兵南下，魏征感到太子建成建立功勋的机会已经来临。他对建成说：秦王功高，朝廷内外都倾心于他。有人说殿下只以年长而位居东宫，无大功而要四海臣服。现刘黑闼残兵散众，此时击之，势必有如摧枯拉朽。故殿下应亲率大军讨伐，获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这才能稳居东宫之位。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建议，随即奏请率军出征。李渊准奏，并决定派齐王李元吉（李渊第四子）与之同往。于是建成率军北上，于昌乐与刘黑闼军对垒。当时黑闼军士气甚锐，如立即交战决难取胜。魏征建议建成，不要急一同黑闼军正面交锋，而先发动政治攻势。魏征说：上次击败刘黑闼，其被俘获的将领皆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都成了阶下囚。后来，虽有诏书赦其余党之罪，却无人再敢相信我们。现在应释放全部被囚禁的俘虏，安抚宣赦后遣送回去，我们就可以坐视敌军之离散了。李建成***纳了魏生睥建议。果然不出魏征所料，黑闼军粮草用尽，军心大乱，士卒多有逃亡，或者捆缚首领而降唐军。黑闼年到形势不妙，怕建成乘机出击，遂连夜率军逃往馆聊。齐王李元吉率大军追击，大败黑闼。后来，刘黑闼本人也被俘牺牲。由此，唐朝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
建成得胜回长安，与李世民的矛盾更趋激化。魏征从维护太子的角度出发，每每劝建成早做准备。后来，建成见秦府多骁将，预感到对自己的威胁，这才与元吉合谋，私自四处召募武士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又秘遣左右从幽州选调三百精骑置东宫。并与外臣杨文干相串联，冀图里应外合。李渊发现东宫此举，责其兄弟不睦。然而建成与世世的纷争并未就此止息。怕万一朝中有变，秦王派人去洛阳，暗地结交山东豪杰，以作退路，建成则乘元吉出征讨伐突劂入侵这机，将秦王所辖部队及其能征惯战的骁将一同调上战场，借以削弱秦王兵权，砍去秦王羽翼，一箭双雕。李世民及其部下识破定企图，遂先发制人，伏兵于玄武门内，用突龚的方式射杀了建成和元吉，从而继承了太子之位。继而又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为“贞观”。
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怒责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骨肉之情？魏征毫无惧色，率直地回答说：皇太子倘若早听我的话，决无今日之祸！这种刚直的态度自然令李世民恼火，但他毕竟是一位开明君主，非但未降罪于魏征，反而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府主簿，做了自己的近臣，掌管东宫印检、勾稽等文秘工作。
李世民对魏生睥才干早有了解。通过这次面对面的思想交锋，李世民更看到了魏征的坦率、刚烈和忠贞。因此，大胆地对他委以重任。当时太宗虽已即位，然而“玄武门之变”给人们内心带来的波动还未完全消失。考虑到建成、元吉在山东地区影响较在，他们的余党双多 亡在那里，李世民遂任命魏征为特使，专程前往山东，全权处理安抚事宜。途经磁州，路遇州县差官押送前太子千牛（侍卫官）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进京。魏征甚觉不妥，他对副使李桐客说：我等在受命出使之时，上面已有诏令赦免东宫和齐王府旧人，现在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思行等人押送京城，谁能不生疑心呢？我等若视而不救，此番出使安抚就会往返徒劳，人们一定不再相信我们了。这真是“差之毫厘失，失之千里”呀！魏征感到，作为朝廷命臣，应出以公心，敢作敢为。不能由于这两人是死去的建成太子和齐王元吉的近臣，就生怕惹恼当今圣上而***取回避态度。于是，他大胆主持公道，当即释放了李志安等二人。当魏征的奏书传递到朝廷，李世民阅后非常高兴。
李世民由此愈发信任魏征，封他为巨鹿县男，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经常召他“入卧内”，谈论国家大事，请魏征评论自己执政的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已”，知无不言，竭尽其全力。
唐代官制，皇帝之下设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凡皇帝诏诰和国家大政方针，均由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谏议大夫属门下省谏宫，参与议政，并可直接向皇帝进谏，陈述意见。
魏征任谏官之职，敢直言，每每“犯颜苦谏”，有时竟在朝廷群臣面前弄得李世很难堪。有一次，李世世轩朝归来，愤恨地对长孙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明缘由，遂穿上朝服，郑重地向太宗拜贺。李世民很惊讶，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我听说主上圣明；臣下才敢直言。现在魏征直谏，正是由于陛下开明的缘故，我怎敢不贺！李世民这才转怒为喜。
魏征谏诤，涉及方方面面。
事关国计民生，魏征敢于直谏。贞观三年，李世世派人征兵。右仆射封德彝提出，中男（唐制：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其身体魁梧者，也在应征之列。李世民准奏，命令下诏书。按唐制，诏书要由中书舍人署发。此时，魏征虽是谏议大夫，却仍兼中书舍人之职。魏征以为这样做没道理，就固执地不肯署发诏书。多次催促，魏征还安然不动。李世民大怒，召魏征和侍中王进见，愤然责问他们。魏征据理力争道：竭泽而取鱼，以后永远也没有鱼了；焚林而败（打猎），以后永远也没有野兽了。如果中男也都尽数征其入伍，租赋杂徭将如何提供？陛下常说您接人待物要贯之以诚信二字，要让臣民都没有伪诈之心。可是自您登基以来，在许多大事上都不守信用。又凭什么再取信于人？李世民听后愕然，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失信于民的地方。魏征一是又列举出国家在税法上存在的几个大问题，致使李世民心服口服，高兴地说：我原来看你这样固执，还怀疑你不晓政事，现在听你的一番议论，诚然说一了精要之处。就这样，征中男入伍的诏令，终于撤销了，李世民因而奖赏了魏征。
在人才任用方面，魏征认为择官必须考察其德行，德才兼备，方可任用。他主张君主对德才兼备的臣子须大胆信任，不可轻信谗言。贞观三年，房玄龄、王负责考察朝廷内外官员政绩。这时，一贯以告发别人阴私而求宠的权万纪等人向李世民奏了一本，说房、王“挟私滥考”不主持公道。李世民命人推究此事。魏征进谏说：房、王皆朝廷旧臣，素来忠直，这次考察工作，涉及面广，其中可能会有不当之处，但终究不是有意徇私。如果草率推究，就是表地泽他们都不信任，这样岂能让其再当重任？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遂不再追问。事实证明，魏征的进谏是正确的。魏征对那些朝中小人深恶痛绝，对官员的***现象更是毫不留情。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而被押到京城判罪。庞对李世民陈述过去曾在秦王府做过幕僚，希望能从轻发落。李世民因此产生了怜悯之情，想要恢复他的官职。魏征说：从前秦王府的人，现在朝廷内外为官的甚多，恐怕***皆恃恩私，干了坏事而逃避惩罚，这样，足使为善者惧啊。李世民这才考虑到后果严重，遂对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
贞观二年，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恰值妙龄，“容色绝姝”，李世民准备聘为“充华（唐女官名，九嫔之一），诏书已经发出，只是册封的使臣还未出发。实际郑氏之女早已许嫁陆氏，而陆氏此时慑于皇帝的权威，非但不敢力争，反而上表含混其词，回避与郑女有婚约一事。这时，包括房玄龄在内的一批大臣，都认为太宗纳郑氏之女的事无妨，魏征却力排众议，马上进谏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梁，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并说：“君举必书”，提醒太宗不要因此而在历史上给后人留下话柄。“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
贞观三年，魏征升任秘书监。秘书省属于唐朝中央一级行政机关，和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平行。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和太史局，一统国家图书收藏、文献典籍修订及编纂国家历史等工作。秘书***官为秘书监，从三品，可直接与宰相共同参与朝政。
魏征任秘书监之职，贡献之一是广泛征集、整理了大量图书文献。由于隋末战乱，唐初国家藏书，典章纷杂，许多重要典籍流散到民间。魏征任职期间，派人深入民间，搜寻失散的文献书籍，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同时组织人力缮写和抄录一些重要文献。结果，数年之间就使秘书府藏书空前丰富。我国古典文献能够流传至今，应该看到是有魏征一份贡献的。
魏征任秘书监视之职，贡献之二是考订和整理了儒家经典。魏征当时荐举许多知名学者，如虞世南、颜师古、孔颖达、陆德明等人，考订五经，校定经、史、集四部图书。
魏征任秘书监这职，贡献之三是考订了梁、陈、周、齐、隋五代史。他组织岑文本、孔颖达、许敬宗、姚思廉、李百药等颇有才气的历史学者，将梁、陈、周、齐、隋这五个历史朝代分别进行编修。他负责总编，进和审定，并亲自为每部史书撰写序论或总论。经他最后审订，终于完成了《梁史》五十六卷、《陈史》三十六卷、《周史》五十卷、《齐史》五十卷、《隋史》五十五卷的编修任务。这是我国断代史籍中考订较为严谨的著作。
魏征博通经史，一生著述很多。可惜大多都已散失。留传下来的除了上述九部史书，还有《群书治要》一书。全书共分五十卷，是从大量儒家经典中精选出来的有关安邦治国论述的专题文集。其中有至理明言，也有经验教训。这部书主要是为李世民及其皇子们编纂的，深为李世民所赞赏。
贞观六年（632），魏征以秘书监身分检校侍中，等于临时代理侍中职务，负责门下省工作，晋爵为巨鹿公。第二年又被任命为门下省侍中，正式成为门下***官。在唐代，门下省和中书省、尚书省均为最高国务机构。国家政令，中书决策后，由门下审议发出，付尚书执行。故门下省承上启下，掌出纳诏令，魏征此时，既是最高行政长官，从另一意义上讲，他又是高级秘书长官。
魏征官居门下省，其敢于直谏的谏官本色依然如故。门下省涉及到权衡国家政令得失，审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令。魏征都能出以公心，大胆驳正，仔细认定。魏征面对唐初的各种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几乎经常和李世民在一起探讨治国之道。“贞观群臣论政”，魏征是最活跃的分子，他的思想和主张，始终占居着主导地位，是“论政”的灵魂和基础。
魏征出身于儒学世家，又是隋朝儒学***五通的学生。饱读诗书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儒学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升华。
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他主张施行儒家的所谓“仁政”。施行“仁政”，开明的君主就得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广开言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此，也就得远不人，近贤臣，以洁正视听。
他主张“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说国君好比小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此要想长治久安，就不可过分盘剥百姓，滥用民力。
他还主张居安思危，治不忘乱。他认为在封建统治大业上，“守成”比“草创”更难。他说：君主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消灭那些敌对势力，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各地纷纷归附，草创大业并不困难。然而，得天下后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百姓希望安静而徭役征调不止，社会残破不堪而奢侈浪费不减。国家衰弱和一切弊端，往往是从这里开始，如此说来“守成”是困难的。
基于这样的治国之道，在魏征的直接参与下，唐初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具体政策。经济上推行“均田制”，以解决农民为土地的渴望；同时推行“租庸调制”，旱天灾则减免一定赋税，如此轻徭薄赋，遂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又兼奖励婚配，兴修水利，就更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政治上，励精图治，革除弊政，修订法令典章制度，选贤任能，惩治贪官污吏，提倡廉洁奉公。在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形成了人口增加，生活不断改进，政治清明，人民精神振奋的历史局面。这也是唐代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作为一个***帝国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魏征的头脑始终十分清醒。人卫直怀着忧郁的心情注视着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注视着社会上的各种重大问题。他看到李世民虽然一再标榜要做一个开明的君主，然而在实际上又常常很矛盾，贪图安逸、讲究奢华，不愿听忠言直谏，一系列的问题都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为了使李世民能够清醒，始终做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他不但经常面谏杨世民，还两年时间里连上四道奏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各种问题的年法和主张。在他的晚年，辞去宰相之职后，还给李世民上一奏疏，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论述了贞观中期以来的唐朝政局，指出李世民统治日益懈怠的危险性。这篇奏疏根据儒家治国安邦的道理，结合实际，有理有据，感情充沛。对十个方面的问题论述得十分深刻透彻，而又十分动人心魄。李世民看后，很受感动，竟至于将《十渐不克终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天天警惕自己。
比干是殷商时期沫邑（今河南淇县）人，是商朝第16代王帝乙的弟弟，按照商朝的继承法，长子继位，次子分封。比干既是封王，又是当时商朝最高的政务官“少师”。帝乙在位很短，临终时，他与两个弟弟比干和箕子商量王位继承人的事，箕子建议立贤能善良的大儿子微子，比干则主张让小儿子帝辛继承王位。比干说，微子虽是长子，但不是帝乙的正妻所生，帝辛虽小，却是嫡子。最终帝乙***纳了比干的意见，让帝辛继承了王位。其实比干力争帝辛继承王位，并非完全为了维护商朝的继承法，更重要的是他偏爱这个侄子。据太史公的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无论是头脑还是四肢，都很发达。有一次王宫的一根顶梁柱坏了，工匠要搭一个架子，把梁顶住，再换上新柱子。帝辛说，你们别麻烦了，我用手托着房梁，你们换吧！
纣王即位之初的表现，能称得上英明君主，他亲率大军东征徐夷（今徐州一带），在战场上往来冲杀，骁勇无比，吓得徐夷酋长反绑着双手、口衔国宝玉璧、穿着孝服、拉着棺材向纣王投降。纣王率领军队一直打到长江下游地区，东夷部落纷纷臣服。当纣王凯旋时，比干带着文武大臣，步行几十里前往迎接，当时的民谣甚至唱道：纣王江山，铁桶一般……
●剖心
但很快纣王就“腐化堕落”了，他大兴土木，强迫奴隶为他修建宫殿，还建造了一座高高的摘星楼，整天在上面与美女、美酒相伴，朝朝笙歌，夜夜曼舞，从此商朝的国都就改名为朝歌（今淇县）了。
史书上记载纣王的种种劣迹完全能让读者忘记他曾经的功劳，而且每一桩都少不了坏女人妲己。纣王有次正和妲己饮酒，远远望见一老一少正在渡河，小的走在前面，已经过河而去，老的落在后面犹豫不前。纣王说：小孩骨髓旺，不怕冷；老人骨髓空，怕冷。妲己不信，纣王就命士兵把两人抓来，用斧子砸开他们的腿骨让妲己看。这条河从此被叫做“折胫河”。
比干看到纣王的所作所为，就坦率地直谏，并带着他去太庙祭祀祖宗，给他讲历代先王的故事：商汤创业时的艰难，盘庚用茅草盖屋，武丁和奴隶一起砍柴锄地，祖甲约束自己，喝酒从来不过3杯，唯恐过量误国……纣王表面点头称是，但并不真正改过，而且愈加荒*暴虐。他不但在王宫里“流酒为池，悬肉为林”，而且还表演“***秀”，“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
纣王的爱妃妲己喜欢看人受虐的情景，有一种叫做炮烙的刑具，就是她发明的：用铜做成空心的柱子，行刑的时候，把***衣服绑在柱子上，再把烧红的炭火放进铜柱子……
妲己说她有辨认腹中胎儿是男是女的本领，纣王就抓来100个孕妇试验。妲己让她们先坐下再站起来，然后对纣王说：先抬左腿者是男，先抬右腿者是女。纣王不信妲己就命人当场剖腹检验……
比干看到纣王和妲己害人取乐的场面，气得浑身发抖，一边自言自语“我是皇伯，强谏于王”，一边疾步走到纣王面前，直言他的错误，并且请求将妲己斩首，全门赐死！纣王愤愤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比干继续说：当年汤王时，天下大灾，饿殍塞途，汤王下车抚尸而哭，自责无德。又立即开仓济贫，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天下称颂。你今天的作为与先王的仁政背道而驰，若不改悔，天下就危险啦！纣王听完气得拂袖而去。
比干回到家中，请来箕子和微子商议，让他们向纣王进谏。第二天，箕子去劝纣王，纣王却将箕子的头发剪掉，把他囚禁起来，微子进谏，纣王依然不听，微子只好抱着祖先的祭器远走他乡。大臣辛甲进谏了75次，纣王丝毫不改，于是投奔了周文王。许多大臣看到纣王已经无可救药了，纷纷弃商投周。纣王已经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而此时，周武王率军东征已经打到了孟津，背叛殷商来和周会盟的大小诸侯有800多个，商王朝已是风中残烛了。
比干觉得为人臣子不能像微子那样说走就走，就是杀头挖心也得据理力争。“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即谏不从且死，忠之至也。”他冒着灭族的危险，连续3天进宫抨击纣王的过错。
纣王被比干批评得无言以对，恼羞成怒地喝问：你为什么这样坚持？比干说：“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士有诤友，下官身为大臣，进退自有尚尽之大义！”纣王又问：何为大义？比干答：夏桀不行仁政，失了天下，我王也学此无道之君，难道不怕丢失了天下吗？我今日进谏，正是大义所在！纣王听到这里勃然大怒，于是说：“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说罢，命人剖胸取心，比干毫无惧色，慷慨就戮……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巨鹿曲城（今河北晋阳西）人。他出身名门。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做过义阳太守和陵江将军；祖父魏彦在北魏当过骠骑和史和光州刺史；父亲魏长贤在北齐也曾官授著作郎，编纂国史，后尽管被贬谪为上党屯留县令，其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仍在世人中留有声望。魏氏家族，三世为官，三代书香。曾祖通晓儒家经典，祖父长于修文，父亲更是博通经史。及至魏征，虽家境已趋丰落，但却学得满腹经纶，多所通涉，属意天下纵横。
隋末，炀帝暴虐，穷兵黩武，民不聊生。于是各地义军揭竿而起，纷纷打出反隋的旗号。进入而立之年的魏征，不甘寂寞和无所作为，遂投奔武阳郡丞元宝藏做幕僚。后元宝藏举兵归附瓦岗起义军，魏征便成了他的书记，经常草拟和书写种公文信函。这就是魏征文秘生涯的开端。
经魏征处理的信件公函，有相当一部分是替元宝藏草就的致李密（瓦岗起义军首领）的上疏。这些条陈，见解独特，文***飞扬。李密阅后，十分赞赏。后来听说此乃出自魏征之手，李密当即召见魏征，并授以瓦岗军元帅府文学参军之职，执掌文翰。魏征对李密也寄予很大希望，他曾向李密进十策，以期拓展宠图。可惜，李密虽虽觉这些建议很不寻常，却未能***纳实施。
魏征文韬武略均颇精通。在反隋斗争中，瓦岗军连连胜利：洛北这战，给隋军主力王世充部以重创；童山之战，又全歼隋军精锐定文化及部。然而，瓦岗军也伤亡惨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诸多将领，无视这一现实，硬要跟卷土重来的王世充大军决战。魏征预感到危险，赶紧去劝说李密心腹长史：魏公（指李密）虽然很快取得了胜利，但将士死伤也很多，况且我军计库空虚，对有功者尚未奖赏，战士心情怠惰，因此，难以急于迎敌。不如深沟高垒，以守为攻。不过十天半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自退。那时再出兵追击，定能取胜。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决策，可郑颋却认为是“老生之常谈”，不予***纳。结果，邙山之战，瓦岗军遭到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密仅带残兵万余人逃出了度口。预感到败局已定，李密被迫归附李渊（参见《旧唐书·魏征传》）。
唐高祖李渊，原系隋朝太原留守，曾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势力逐渐壮大起来。当隋帝国土崩瓦解之际，李渊也举兵反隋。隋军主力被瓦岗军死拖在东部，李渊趁关中空虚，率军西进，很快攻入长安，凭借关中之地，自立为帝，国号唐。
魏征随李密来到长安。李渊授以秘书丞之职，继续做文秘工作。同时又授命他出使山东，招?吒诰?刹俊?
自李密归唐，瓦岗军著名将领徐世仍在坚持斗争，收拾残局。由于他的苦心经营，重又夺回了瓦岗军的失地，控制了东抵海滨、南临江淮、西至汝州、北达魏郡的广大地区，只是实力远不如过去了。魏征来到梨阳，首先致书徐世，帮助他分析了形势，指出瓦岗军处于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东略”之心不死，窦建德“南谋”之力待举，倘若孤立无援，必不能持久。徐世得书，决计归唐。他派长史郭孝恪上表长安，又调拨粮草接济被窦建德逼得处境艰难的唐军李神通部。唐高祖李渊因赐徐世姓李，使其经略虎牢以东地区。
招抚了徐世，魏征又前往魏州，劝说魏州总管元宝藏投顺***。时值宇文化及攻打魏州，元宝藏处境困难。元宝藏平素极为器重魏征，经其指点，遂举州归唐。
魏征的山东之行，使李渊未动兵戈便取得齐鲁大部州县。更重要的，还使李渊由此获得一支忠诚于唐的劲旅，沉重地打击了王世充、窦建德和宇文化及等部的军事力量。徐世等人后来皆为***开国名将，为唐王朝统一北方建立了功勋。
619年，自立为夏王的窦建德于聊城一举歼灭宇文化及所率军队，随后又大败唐军，攻陷梨阳，俘获魏征。窦建德十分赏识魏征的才干，任用他为起居舍人，专司记载夏王言语行迹。两年之后，秦王李世民率军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合军团决战，先大败窦建德于虎牢关，后又迫使王世充投降，占领洛阳，取得东方战场的决定胜利。魏征趁机劝说窦建德洛州守将唐旦，一同归附唐朝。
回到长安，太子建成引其为洗马。太子洗马一职，乃为东宫属官，一般负责掌管四库图籍以及缮写刊辑等事务。而实际上，魏征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他很受太子器重，一直被视为谋臣。魏征感其恩，也尽心辅佐太子。他觉察到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在争夺最高权力上的明争暗斗，特别是看到秦王的勋业一天比一天大，影响也越来越深，因此很为太子担心。此时恰逢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拥兵南下，魏征感到太子建成建立功勋的机会已经来临。他对建成说：秦王功高，朝廷内外都倾心于他。有人说殿下只以年长而位居东宫，无大功而要四海臣服。现刘黑闼残兵散众，此时击之，势必有如摧枯拉朽。故殿下应亲率大军讨伐，获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这才能稳居东宫之位。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建议，随即奏请率军出征。李渊准奏，并决定派齐王李元吉（李渊第四子）与之同往。于是建成率军北上，于昌乐与刘黑闼军对垒。当时黑闼军士气甚锐，如立即交战决难取胜。魏征建议建成，不要急一同黑闼军正面交锋，而先发动政治攻势。魏征说：上次击败刘黑闼，其被俘获的将领皆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都成了阶下囚。后来，虽有诏书赦其余党之罪，却无人再敢相信我们。现在应释放全部被囚禁的俘虏，安抚宣赦后遣送回去，我们就可以坐视敌军之离散了。李建成***纳了魏生睥建议。果然不出魏征所料，黑闼军粮草用尽，军心大乱，士卒多有逃亡，或者捆缚首领而降唐军。黑闼年到形势不妙，怕建成乘机出击，遂连夜率军逃往馆聊。齐王李元吉率大军追击，大败黑闼。后来，刘黑闼本人也被俘牺牲。由此，唐朝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
建成得胜回长安，与李世民的矛盾更趋激化。魏征从维护太子的角度出发，每每劝建成早做准备。后来，建成见秦府多骁将，预感到对自己的威胁，这才与元吉合谋，私自四处召募武士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又秘遣左右从幽州选调三百精骑置东宫。并与外臣杨文干相串联，冀图里应外合。李渊发现东宫此举，责其兄弟不睦。然而建成与世世的纷争并未就此止息。怕万一朝中有变，秦王派人去洛阳，暗地结交山东豪杰，以作退路，建成则乘元吉出征讨伐突劂入侵这机，将秦王所辖部队及其能征惯战的骁将一同调上战场，借以削弱秦王兵权，砍去秦王羽翼，一箭双雕。李世民及其部下识破定企图，遂先发制人，伏兵于玄武门内，用突龚的方式射杀了建成和元吉，从而继承了太子之位。继而又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为“贞观”。
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怒责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骨肉之情？魏征毫无惧色，率直地回答说：皇太子倘若早听我的话，决无今日之祸！这种刚直的态度自然令李世民恼火，但他毕竟是一位开明君主，非但未降罪于魏征，反而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府主簿，做了自己的近臣，掌管东宫印检、勾稽等文秘工作。
李世民对魏生睥才干早有了解。通过这次面对面的思想交锋，李世民更看到了魏征的坦率、刚烈和忠贞。因此，大胆地对他委以重任。当时太宗虽已即位，然而“玄武门之变”给人们内心带来的波动还未完全消失。考虑到建成、元吉在山东地区影响较在，他们的余党双多 亡在那里，李世民遂任命魏征为特使，专程前往山东，全权处理安抚事宜。途经磁州，路遇州县差官押送前太子千牛（侍卫官）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进京。魏征甚觉不妥，他对副使李桐客说：我等在受命出使之时，上面已有诏令赦免东宫和齐王府旧人，现在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思行等人押送京城，谁能不生疑心呢？我等若视而不救，此番出使安抚就会往返徒劳，人们一定不再相信我们了。这真是“差之毫厘失，失之千里”呀！魏征感到，作为朝廷命臣，应出以公心，敢作敢为。不能由于这两人是死去的建成太子和齐王元吉的近臣，就生怕惹恼当今圣上而***取回避态度。于是，他大胆主持公道，当即释放了李志安等二人。当魏征的奏书传递到朝廷，李世民阅后非常高兴。
李世民由此愈发信任魏征，封他为巨鹿县男，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经常召他“入卧内”，谈论国家大事，请魏征评论自己执政的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已”，知无不言，竭尽其全力。
唐代官制，皇帝之下设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凡皇帝诏诰和国家大政方针，均由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谏议大夫属门下省谏宫，参与议政，并可直接向皇帝进谏，陈述意见。
魏征任谏官之职，敢直言，每每“犯颜苦谏”，有时竟在朝廷群臣面前弄得李世很难堪。有一次，李世世轩朝归来，愤恨地对长孙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明缘由，遂穿上朝服，郑重地向太宗拜贺。李世民很惊讶，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我听说主上圣明；臣下才敢直言。现在魏征直谏，正是由于陛下开明的缘故，我怎敢不贺！李世民这才转怒为喜。
魏征谏诤，涉及方方面面。
事关国计民生，魏征敢于直谏。贞观三年，李世世派人征兵。右仆射封德彝提出，中男（唐制：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其身体魁梧者，也在应征之列。李世民准奏，命令下诏书。按唐制，诏书要由中书舍人署发。此时，魏征虽是谏议大夫，却仍兼中书舍人之职。魏征以为这样做没道理，就固执地不肯署发诏书。多次催促，魏征还安然不动。李世民大怒，召魏征和侍中王进见，愤然责问他们。魏征据理力争道：竭泽而取鱼，以后永远也没有鱼了；焚林而败（打猎），以后永远也没有野兽了。如果中男也都尽数征其入伍，租赋杂徭将如何提供？陛下常说您接人待物要贯之以诚信二字，要让臣民都没有伪诈之心。可是自您登基以来，在许多大事上都不守信用。又凭什么再取信于人？李世民听后愕然，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失信于民的地方。魏征一是又列举出国家在税法上存在的几个大问题，致使李世民心服口服，高兴地说：我原来看你这样固执，还怀疑你不晓政事，现在听你的一番议论，诚然说一了精要之处。就这样，征中男入伍的诏令，终于撤销了，李世民因而奖赏了魏征。
在人才任用方面，魏征认为择官必须考察其德行，德才兼备，方可任用。他主张君主对德才兼备的臣子须大胆信任，不可轻信谗言。贞观三年，房玄龄、王负责考察朝廷内外官员政绩。这时，一贯以告发别人阴私而求宠的权万纪等人向李世民奏了一本，说房、王“挟私滥考”不主持公道。李世民命人推究此事。魏征进谏说：房、王皆朝廷旧臣，素来忠直，这次考察工作，涉及面广，其中可能会有不当之处，但终究不是有意徇私。如果草率推究，就是表地泽他们都不信任，这样岂能让其再当重任？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遂不再追问。事实证明，魏征的进谏是正确的。魏征对那些朝中小人深恶痛绝，对官员的***现象更是毫不留情。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而被押到京城判罪。庞对李世民陈述过去曾在秦王府做过幕僚，希望能从轻发落。李世民因此产生了怜悯之情，想要恢复他的官职。魏征说：从前秦王府的人，现在朝廷内外为官的甚多，恐怕***皆恃恩私，干了坏事而逃避惩罚，这样，足使为善者惧啊。李世民这才考虑到后果严重，遂对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
贞观二年，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恰值妙龄，“容色绝姝”，李世民准备聘为“充华（唐女官名，九嫔之一），诏书已经发出，只是册封的使臣还未出发。实际郑氏之女早已许嫁陆氏，而陆氏此时慑于皇帝的权威，非但不敢力争，反而上表含混其词，回避与郑女有婚约一事。这时，包括房玄龄在内的一批大臣，都认为太宗纳郑氏之女的事无妨，魏征却力排众议，马上进谏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梁，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并说：“君举必书”，提醒太宗不要因此而在历史上给后人留下话柄。“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
贞观三年，魏征升任秘书监。秘书省属于唐朝中央一级行政机关，和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平行。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和太史局，一统国家图书收藏、文献典籍修订及编纂国家历史等工作。秘书***官为秘书监，从三品，可直接与宰相共同参与朝政。
魏征任秘书监之职，贡献之一是广泛征集、整理了大量图书文献。由于隋末战乱，唐初国家藏书，典章纷杂，许多重要典籍流散到民间。魏征任职期间，派人深入民间，搜寻失散的文献书籍，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同时组织人力缮写和抄录一些重要文献。结果，数年之间就使秘书府藏书空前丰富。我国古典文献能够流传至今，应该看到是有魏征一份贡献的。
魏征任秘书监视之职，贡献之二是考订和整理了儒家经典。魏征当时荐举许多知名学者，如虞世南、颜师古、孔颖达、陆德明等人，考订五经，校定经、史、集四部图书。
魏征任秘书监这职，贡献之三是考订了梁、陈、周、齐、隋五代史。他组织岑文本、孔颖达、许敬宗、姚思廉、李百药等颇有才气的历史学者，将梁、陈、周、齐、隋这五个历史朝代分别进行编修。他负责总编，进和审定，并亲自为每部史书撰写序论或总论。经他最后审订，终于完成了《梁史》五十六卷、《陈史》三十六卷、《周史》五十卷、《齐史》五十卷、《隋史》五十五卷的编修任务。这是我国断代史籍中考订较为严谨的著作。
魏征博通经史，一生著述很多。可惜大多都已散失。留传下来的除了上述九部史书，还有《群书治要》一书。全书共分五十卷，是从大量儒家经典中精选出来的有关安邦治国论述的专题文集。其中有至理明言，也有经验教训。这部书主要是为李世民及其皇子们编纂的，深为李世民所赞赏。
贞观六年（632），魏征以秘书监身分检校侍中，等于临时代理侍中职务，负责门下省工作，晋爵为巨鹿公。第二年又被任命为门下省侍中，正式成为门下***官。在唐代，门下省和中书省、尚书省均为最高国务机构。国家政令，中书决策后，由门下审议发出，付尚书执行。故门下省承上启下，掌出纳诏令，魏征此时，既是最高行政长官，从另一意义上讲，他又是高级秘书长官。
魏征官居门下省，其敢于直谏的谏官本色依然如故。门下省涉及到权衡国家政令得失，审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令。魏征都能出以公心，大胆驳正，仔细认定。魏征面对唐初的各种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几乎经常和李世民在一起探讨治国之道。“贞观群臣论政”，魏征是最活跃的分子，他的思想和主张，始终占居着主导地位，是“论政”的灵魂和基础。
魏征出身于儒学世家，又是隋朝儒学***五通的学生。饱读诗书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儒学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升华。
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他主张施行儒家的所谓“仁政”。施行“仁政”，开明的君主就得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广开言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此，也就得远不人，近贤臣，以洁正视听。
他主张“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说国君好比小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此要想长治久安，就不可过分盘剥百姓，滥用民力。
他还主张居安思危，治不忘乱。他认为在封建统治大业上，“守成”比“草创”更难。他说：君主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消灭那些敌对势力，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各地纷纷归附，草创大业并不困难。然而，得天下后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百姓希望安静而徭役征调不止，社会残破不堪而奢侈浪费不减。国家衰弱和一切弊端，往往是从这里开始，如此说来“守成”是困难的。
基于这样的治国之道，在魏征的直接参与下，唐初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具体政策。经济上推行“均田制”，以解决农民为土地的渴望；同时推行“租庸调制”，旱天灾则减免一定赋税，如此轻徭薄赋，遂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又兼奖励婚配，兴修水利，就更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政治上，励精图治，革除弊政，修订法令典章制度，选贤任能，惩治贪官污吏，提倡廉洁奉公。在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形成了人口增加，生活不断改进，政治清明，人民精神振奋的历史局面。这也是唐代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作为一个***帝国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魏征的头脑始终十分清醒。人卫直怀着忧郁的心情注视着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注视着社会上的各种重大问题。他看到李世民虽然一再标榜要做一个开明的君主，然而在实际上又常常很矛盾，贪图安逸、讲究奢华，不愿听忠言直谏，一系列的问题都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为了使李世民能够清醒，始终做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他不但经常面谏杨世民，还两年时间里连上四道奏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各种问题的年法和主张。在他的晚年，辞去宰相之职后，还给李世民上一奏疏，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论述了贞观中期以来的唐朝政局，指出李世民统治日益懈怠的危险性。这篇奏疏根据儒家治国安邦的道理，结合实际，有理有据，感情充沛。对十个方面的问题论述得十分深刻透彻，而又十分动人心魄。李世民看后，很受感动，竟至于将《十渐不克终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天天警惕自己。
陈炯明(1878年-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他在第二次***战争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他的部下不满孙“过河拆桥”对待陈，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孙于次年收买陈手下部将，陈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被迫离开广州。孙派人暗杀邓铿，并将责任推到陈身上。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人，像推翻清***、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他宣称：“北京***实在不是民国***。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道。入湘***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