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生活在元朝，那时候一种新兴的文艺形式———杂剧兴盛起来。关汉卿就从事杂剧的创作活动。他是玉京书会（民间杂剧创作团体）的***，和许多杂剧作家关系密切。同时他还经常出入剧场，和一些演员、民间艺人的关系也很亲密。关汉卿生活的年代，社会的阶级、民族矛盾很尖锐，劳动人民受着压迫，而关汉卿本人也亲身体会到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低下。于是他便创作了很多杂剧，去反映这种社会现实。比如大家很熟悉的《窦娥冤》，就写出了劳动妇女窦娥在那种社会的悲惨命运。窦娥从小丧母，父亲为换取进京赶考的路费，把她押到蔡婆婆家当童养媳。窦娥的丈夫早早就死了，她和蔡婆婆相依为命。可黑暗的社会不允许她们过安宁的生活。蔡婆婆外出索债，险些被人勒死。地痞张驴儿和他父亲借口救了蔡婆婆，肆无忌惮地搬到蔡家来住，并想霸占窦娥和蔡婆婆。张驴儿想毒死蔡婆婆，便在饭中下毒，不料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他便诬陷是窦娥干的，逼她嫁给自己。窦娥认为“明如镜，清如水”的父母官会主持正义，便宁可“官休”，不愿“私休”。谁知太守见钱眼开，毒打窦娥。为保护婆婆，窦娥含冤负屈，被迫承认是自己毒死了张驴儿爹。就这样窦娥被了。这出戏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人民群众的悲苦，同时也反映出人民的反抗。在窦娥被绑赴法场的路上，她斥骂道：“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便是窦娥对那种社会的有力控诉。《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这个戏生动感人，是关汉卿最成熟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写了《救风尘》、《望江亭》、《调风月》、《拜月亭》和《单刀会》等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表现了下层妇女向纨绔子弟展开的斗争，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向统治者进行的斗争，有的反映了丧失人身自由的婢女所受到的摧残，还有的歌颂了古代的英雄人物。关汉卿一生写了60多种杂剧。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他还能亲自参加演出。作品有深刻的思想性，同时也具有感人的艺术性，他塑造的人物，至今仍活在人民的心中。在当时，关汉卿被看作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和他同时的作家高文秀被称为“小汉卿”，比他稍晚的作家沈和甫在南方被称为“南蛮汉卿”，这些都证明了关汉卿的剧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关汉卿不愧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戏剧家。
苏三监狱最佳时间：夏季时山西旅游的最佳时间
苏三监狱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的惟一一座明代形制的监狱，也是现存最早的监狱。由于明代北京名妓苏三在洪洞蒙冤落难时，就囚禁于此，其后随着苏三故事的思念着心上人王景隆时，王景隆已考中进士，升任了山西巡按。王景隆虽听说苏三被卖到洪洞，但不了解实情，得知苏三一案后，密访洪洞县，探知了案情，下令火速押解此案全部人员到太原，解救了苏三，制裁了真正的罪犯。苏三奇冤得以昭雪，又与心上人终成眷属，这一段***曲折动人，脍炙人口，囚禁过苏三的监狱也随之备受瞩目。
因话本和戏剧而闻名的苏三，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就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王景隆是苏三的同乡这个情节，就是从苏三的供词里发现的。
苏三，原名周玉姐，明代山西大同府周家庄人。六岁时父母双亡，后被拐卖到北京苏淮妓院，遂改姓为苏。她到妓院前已有二妓，故取名三儿，玉堂春是她的花名。官宦子弟王景隆冶游相遇苏三，一见钟情，过从甚密。苏三要王景隆发奋上进，誓言不再从人。王景隆离京归里，虽对苏三不能释然，但奋志读书，二次进京应试，考中第八名进土。在王景隆返家之际，苏三被鸨儿以一千二百两银子的身价，卖给山西洪洞马贩子沈燕林为妾。沈燕林长期经商在外，其妻皮氏与邻里赵昂私通。沈燕林带苏三回到洪洞，皮氏顿生歹心，与赵昂合谋毒死沈燕林，诬陷苏三。初审时洪洞县衙将皮氏与苏三收监。赵昂从皮氏家中拿出一千余两银子行贿。知县王氏贪赃枉法，对苏三严刑逼供，苏三受刑不过，只得忍屈画押，被判***，监于死牢中，皮氏却消遥法外。正当苏三在洪洞死牢含冤负屈之际，适值王景隆升任山西巡按。王景隆在此前虽风闻苏三被卖到洪洞，但未知真情，故到任伊始先急巡平阳府，得知苏三已犯死罪，便密访洪洞县，探知苏三冤狱案情，即令火速押解苏三案件全部人员至太原。王景隆为避亲审惹嫌，遂托刘推官代为审理。刘氏公正判决，苏三奇冤得以昭雪，真正罪犯伏法，贪官王氏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隆有情人终成眷属。
苏三有幸，***般同王景隆团聚。明代***家冯梦龙热忱地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收入《警世通言》，流传后世。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又编为《苏三起解》、《玉堂春》等，广为演出。
由于苏三故事曲折动人，当年的苏三供堂、苏三监狱由此闻名，长时期内被人们保存维修。苏三供堂即洪洞县衙大堂，为明洪武二年知县杨茂所建。清康熙三十四年因地震坍塌，后又重建。光绪四年知县艾绍濂又全修大堂。曾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幸毁于1***7年。据传，苏三在此供堂，含冤入监，三次受审。
现在看到的这座长约30米，深20米的古式大厅，就是当年的县衙。它始建于元朝中期，清乾隆时重修，1***2年与苏三监狱一同被拆毁，1984年洪洞县***依原样重建了这所大厅和苏三监狱。当年苏三就是在这里三次受审，屈打成招，因此这座县衙被称作苏三供堂。置身其中，不由得会有一种森严威迫的感觉。
亲自体验一下中国明代的监狱情形。大堂口右角处的这道拱形门，就是监狱的大门。监门与大堂口紧紧相连，提审相当方便。整座监狱设计格外精心，构造十分独特。
请看，入门处的照壁把大门堵得十分严实，从外边根本看不到里边的情形，只有走到跟前，才发现右侧可以进去。进去后的通道很狭窄，并且要接连转过四个呈直角的拐弯，穿过这一道比一道窄小的门，才能进入更窄更长的通道。这道通道仅1.7米宽，两边分布着对称的12个小房间，这就是监禁普通的牢房。这些牢房房门低矮，窗户很小，上边竖立着几根粗壮结实的木棂，只留下几道小缝，用来透亮通气。牢房中终年不见阳光，潮湿阴森，墙上挂着水珠，小土炕距地不足一尺，囚犯只有蜷起身子，缩作一团，才能躺在炕上。牢房外顶檐之间，通道之上，密布铁丝编织的大网，网上挂着铜铃，犹如天罗地网，囚犯根本逃不出去。通道南端的两间房间为禁房，是看守狱卒的住处。
禁房两侧大墙半腰上的神龛，就是狱神庙口神龛中有3尊砖刻的神像。请看，中间坐着的是狱神，形象为老者，面色和善，凡是狱中的囚犯都要拜狱神，寻求一点安慰。狱神旁边站着的是小鬼，凶神恶煞，面目狰狞，仿佛在威胁囚犯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不能在狱中有任何不轨。
狱神庙左下方墙根处的小洞，就是死囚洞，俗称老虎***口它直通大街，平时用砖砌着，需要用时才打开。因为一旦死在监狱中，绝不允许从监狱的门抬出去，只能通过这个洞拖出去，因此被称作死囚洞。又因为死囚牢俗称虎头牢，牢门为虎口，人活着被虎口吞进去，死了从死囚洞出来，死囚洞也就被俗称老虎***了。
与狱神庙相对的就是死囚牢。请看墙上青面獠牙、怒目圆睁、凶猛无比、很像老虎头的动物，名字叫做狴犴。狴犴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凶猛动物，传说龙生九子不成龙，第四子名字叫狴犴，形似虎，有威力，平生好讼，故立于狱门旁。明朝常把它的头像画在监狱门上，因此它也作为监狱的代称。由于它像虎，后来的人便误认为是虎头，所以以讹传讹，死囚牢被称作了虎头牢。
当年被判***，等候上级批示及行刑之前，都关押在死囚牢中。苏三当时就关在这死囚牢中，苏三监狱，指的正是这里。死囚牢大门是双门双墙，形成高1米、宽1米、长近3米的通道，两端各有一道门槛和门扇，一道朝右开，一道朝左开，是明代标准的死囚牢门，坚固异常，进门必须弯腰两次。请大家进门时注意安全。死囚牢内是一封闭的小四合院。北面的砖砌窑洞被称作枕头窑，西边一间关押过苏三，因而叫做苏三牢房。
院心的这眼小井称为苏三井，苏三在这里打水，还在旁边的黄沙石凿成的石槽中洗衣服。这眼井深约两米，井口很特别，仅在一块三四十厘米多厚的大青石中间凿碗口大的孔，直径约23厘米，人无法把头伸进洞中，是专门为防止囚犯投井***而设计的。井口的周围，留下了一道道被井绳磨出的深深的痕迹，说明了这座死囚牢年代的悠久。
死囚牢的墙从外表看，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实际上这里的墙体厚达1.1米，南围墙更厚至1.7米，墙高6米，外为青砖所砌，内部却是流沙，只要有人在墙上打洞，沙子便会从洞中流出，永远也甭想在墙上挖洞逃走。这是一种多么简单省力又行之有效的防范方法啊。
这里阴森可怖，又壁垒森严，插翅难逃，一位蒙冤受难的弱女子被监禁在此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苏三的内心情感我们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俱往矣，如今留给我们的只有富于***色彩的曲折动人的苏三故事，以及这座建筑风格独特的古代监狱，让我们沉思，使我们感慨，令我们浮想联翩。
文物专家王冶秋诗云：虎头牢里羁红装，一曲搅乱臭水浆。王三公子今何在，此地空余丈八墙。
1894年11月16日出生于益阳县大栗港镇五羊坪（今属桃江县）。刚满10岁，就离开家乡到益阳龙洲书院（1906年改为益阳高等小学堂）读书。
1909年考入长沙益阳驻省中学（后改名育才中学），因同乡关系结识湖南新军四十九标营级军官刘文锦和张德弥等，参与同盟会的秘密活动。武昌起义后，与各校学生组织剪辫队，又参加学生援鄂敢死队。南北议和后，敢死队解散，又回益阳驻省中学，因受校方斥责，便转入长郡中学。
1911年10月12日，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刘文锦受焦达峰、陈作新的领导率新军起义，熊亨瀚主动担任了新军与学生军的联络工作。
1913年6月，熊亨瀚在长沙参加了湖南学生开展的反袁运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捕杀革命党人。
1913年7月随刘文锦亡命日本，入东京神田法政学院。在校研究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
1915年（民国4年）2月因生活困难提前归国。
1915年2月回国。
1916年初，倒袁胜利。周震麟和刘文锦在北京主办《真共和报》，熊亨瀚被聘为编辑。
1917年，孙中山南下筹备***战争之际，《真共和报》被军阀封闭，熊亨瀚等被迫回湘。当时正值湘西镇守使周则范调任护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熊亨瀚被委任为司令部秘书。
1919年9月，周则范被部属廖湘芸，熊亨瀚愤而辞职。10月，熊亨瀚应周则范父亲之约赴上海筹办《求实》。
1919年秋，因周则范被部属廖湘芸捕杀，熊亨瀚愤而辞职回益阳。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家乡与进步青年组织益阳公民自治会，出版《资江》杂志，宣传新文化，抨击封建势力。
1921年9月，益阳驻省公所主任廖耀彬之聘，前往育才中学任教务主任，同时在长郡中学兼课，带领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成为长沙教育界的活动分子。
1923年，长沙“六一”惨案发生后，熊亨瀚组织学生参加抬尸***。6月3日，省会公法团体召开联席会，熊亨瀚担任***，议决通电全国报告惨案经过，请求援助，呼吁“救国救学生”。
1924年4月，经夏曦介绍加入中国***。
1925年5月***湖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夏曦、李***、郭亮、何叔衡、谢觉哉等当选为省部执行委员。
1925年的消息传到湖南，6月3日，他被湖南省会公法团体青沪惨案雪耻会推选为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在爱国运动中，和***人何叔衡、夏曦等交往很多，又得到《观察日报》蒋兆骧、龚饮冰等帮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步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6年春，经蒋兆骧、龚饮冰介绍加入中国***，实现了以“革命为归宿”的愿望。此后，他辞掉教务，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担任省会各团体反英讨吴委员会的宣传部主任、湖南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又和夏曦等多次赴衡阳，争取已有“反北附南”趋向的唐生智早日参加北伐。唐生智宣布参力国民革命，成立湖南省临时***时，熊亨瀚被委任为电话总局避局长兼军法处长。同年7月，为支援北伐军，担任湖南各界救护慰劳团团长。
1926年8月16日，***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熊亨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部长。这次大会后，他按照党的指示，辞去了唐生智委派的职务，担任《湖南通俗日报》馆馆长。为保持***在***湖南省党部中的领导地们，当时***湖南区委还特意公布了一个熊亨瀚与谢觉哉退出***的通知。以后，他按照省委指示，在***党内进行艰苦曲折的工作，大量发行《湖南通俗日报》，并与谢觉哉主持《湖南民报》，进行宣传工作。同年11月，以***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益阳视察农民运动。
1927年春，他除继续担负原有的社会工作外，还担任省民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委员（后补选为党务委员），参与***省、市党部会同省***及各公法团体制订湖南行政大纲。又任湖南人民收回海关***运动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济难会湖南分会执行委员兼交际部主任。
1927年为了捍卫农民运动，他拒绝***省党部内以刘岳峙为首的“左社”分子的拉拢，旗帜鲜明地反击他们对农民的攻击。以《湖南通俗日报》为阵地，大量报导全省农运实况，劣绅、团防破坏农运的种种罪行外，还另编《民权周刊》，和《湖南民报》相配合，驳斥“左社”诸的谰言。他注意时局的变化和发展，为提高人们对新的军阀势力的警惕，在何键欢宴各方的宴会上明确指出：“军事领袖必须受党的指挥。如果党的权威不能指挥军事领袖，那就非常危险，就有造成新军阀的可能。”
1927年5月17日，武汉国民***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他又投入反对***新军阀的斗争。奉***湖南省委派遗赴岳阳，联络北伐军第入军所属第一师师长张国威，阻遏夏斗寅叛军由鄂入湘。长沙“马日事变”后，他由***湖南临时省委派去衡山县传达省委指示，组织衡山县军事委员会，扩大农民自卫军。后来，10万农军反攻长沙的***失败，他与夏曦、郭亮等遭到通缉，便潜回故乡。不久去武汉，又值汪精卫叛变，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决定前去江西。
1928年（民国17年）春，在听到南昌起义部队 转移后，赴汉阳鹦鹉洲开展活动，由朋友出面开设一家“湘益隆”杂货店，作为联络的据点；还物色武汉第七公安局两个家乡的青年警官作为内线掌握敌人动态，营救被捕同志。
1928年9月，熊亨瀚在在武汉的行止，被益阳县清乡督察员吴觐光侦悉，电告湖南省督办署“呈请拿办”。湖南省******鲁涤平即密电敦请武汉卫戍司令部捉拿熊亨瀚。11月7日，在鹦鹉洲渡江口熊亨瀚被***特务抓捕打入大牢，武汉卫戌司令部曾4次提审他。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把敌人的军法处长驳斥得瞠目结舌。刑讯时，尽管敌人施用残酷肉刑逼供，但他始终坚不吐实。在狱中自料必遭派，索来纸笔给妻子写了《绝命遗言》：人生自古谁无死！余之死，非匪、非盗、非奸、非拐、非放火、非贪赃枉法，实系为国家社会含冤负屈而死。扪心自问，尚属光明，公道未泯，终可昭雪。
1928年11月27日被押回长沙。湖南清乡督办署军法处连夜审讯，他只说了一句：“杀就杀，何必多说！”军法处以无证据，不便问罪，报告何键。何键说：“熊亨瀚三个字，就是罪证，不必更问，就是。”并决定立即行刑，边冯玉祥将军的营求电报也迟到了一小时。28日，英勇就义于长沙市浏阳门外十字岭，时年34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亨瀚烈士入祀湖南省烈士纪念馆。
前些日子，我写过一篇小文“《法门寺》与刘瑾及其他”，文中对法门寺故事发生的地点有点疑惑，但最后从理智上（如法门寺的历史、知名度，剧中的陕西元素等）认可在陕西。虽然如此，总觉得证据不足，于是继续翻找有关的文章资料。突然看到一篇文章，令我大吃一惊！文章说：法门寺故事确实发生在陕西，证据是有人见过相关的档案。这是一件可以直接证明故事的重量级的文物。
据有关史料记载，民国时期眉县有一位姓李的科长表示，他曾在眉县田粮科清理仓库粮食时，从一堆杂物中找到了几本线装的古籍，在他随手翻阅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发现其中夹了一张**的纸，上面还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楷书。李科长发现，这张纸竟然是一份状纸，讲述的正是眉县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宋巧姣告御状。惊喜之余，李科长又将状纸放回了原处，因为这都是公家的东西不能乱动。后来，宋巧姣状纸的事情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十里八乡，从此人们坚信宋巧姣告御状是真实的。
1949年后，眉县第一任县长上任，他也表示曾见过宋巧姣状纸，但由于当时百废待兴，就没顾得对它妥善的保护。几年后宝鸡博物馆成立，文物专家们想找到宋巧姣状纸进行保存，但可惜翻遍了眉县所有的资料库都没有找到。专家们推测有几种可能，一是后来县***搬迁时，有很多废弃的资料被当地百姓拿回家生火，宋巧姣状纸或许就在其中。二是或者被当时县***不知情的工作人员当垃圾扔掉了。三是也许被当地的民间收藏家收藏了（可能性不大，当时强调政治、并以温饱为主，很少有人有此雅性）。不管怎么说，“陕西”是“法门寺”故事的发生地又多了一份重要佐证。
无独有偶，我想起了另外一出京戏《玉堂春》，以及由此引出的“苏三之谜”。
《玉堂春》与《苏三起解》是连本戏，说的是明朝年间，北京有个名妓叫玉堂春，真名苏三。她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官宦子弟王景隆偶遇苏三，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于是苏三以身相托。
后来，王景隆离京归里，发愤读书，一举金榜题名。在王景隆返家之际，老鸨将苏三卖给山西洪洞沈姓马贩子为妾。其妻皮氏，即刁又泼，水性杨花，暗中与邻里赵昂私通。
皮氏因嫉恨苏三，设计将沈毒死，然后恶人先告状，嫁祸于苏三，并以重金买通洪洞县令，将苏三定为死罪。赃官不问青红皂白，就给苏三定了死罪，关在死囚牢里，只等择日开刀问斩。
正当苏三在死牢含冤负屈之际，适逢王景隆升任山西巡抚。王景隆得知苏三已犯死罪，便微服私访，终于查清了真相。
苏三奇冤得以昭雪，真正罪犯伏法，贪官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隆也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个故事在明代已编成《完贞记》、《玉镯记》***（《远山堂曲晶》）。《玉堂春》***（《笠阁批评旧戏目》）是昆曲，剧本已失传。在清代《玉堂春》是花部乱弹作品，作者不详，不仅是京剧旦角的开蒙戏，还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剧目之一。据记载，京剧版在嘉庆七年（1802）时三庆班就已演出（清代笔记《众香国》有载），道光年间南浔人范锴所著的《汉口丛谈》引用的资料中提到，湖北通城县艺人李翠官参加汉口“荣庆部”戏班时演唱《玉堂春》等剧的情况，1828年所作《金台残泪记》中也有“近日三庆部陈双喜年未及冠，演《关王庙》”（《关王庙》为全本《玉堂春》中的一折）的记述。
《玉堂春》全剧包括《嫖院》《庙会》《起解》《会审》《探监》《团圆》等折，几乎囊括了京剧旦角西皮唱腔的全部板式。其他剧种和地方戏曲也以《苏三起解》、《玉堂春》等折子戏广为演出。地方剧种中，以评剧白派的版本最为著名，同州梆子、蒲州梆子、秦腔、晋剧、汉剧、湘剧、徽剧、桂剧、祁剧、滇剧、粤剧、潮剧、豫剧等均有此剧目的全部或《起解》、《会审》、《探监》等折。汉剧还有出丑脚戏《忘八犯夜》，也属于《玉堂春》全剧之一。
京剧或者晋剧《玉堂春》、《苏三起解》这几出戏，我从小都看过，众人耳熟能详的唱腔：苏三离了洪洞县……，我也能哼几句。但是从未把故事和山西联系起来。熟悉一些地理知识后，有点疑惑：苏三起解的故事是发生山西吗？离开的洪洞县就是晋南的那个？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有天母亲下班回来，说了一句：周总理批评了某某某了。此人是当时洪洞县的革委会主任，出自于有名的大 查地区，那时，山西的政治形态是“会说大查话，就把洋刀挎”，大查（属某 阳县）人能提拔的都提起来了，以至于某 阳县籍的干部也遍地都是。母亲单位一个班子的同事，就是该县一个大队的售货员越级提拔上来的。他们大多不懂专业，上来持权自重，目中无人，肆无忌惮！洪洞县的主任就是一位。他为了新建县革委大楼，没有上报，更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同意批准，就将原县***（说实话当年的县***就是改扩建于原洪洞县县衙基础之上的）西南侧的建于明代衙狱拆毁。这所县衙狱是全国唯一的一座明代形制的监狱，也是现存最早的一座完整的县衙监狱。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已有600多年的历史，1965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当年苏三在洪洞县蒙冤落难时囚禁于此，后人便把这里称为“苏三监狱”。早在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曾到洪洞考察过，确认苏三监狱为我国罕见的明代监狱，并激动地赋诗一首：“虎头牢里羁红妆，一曲搅乱臭水浆。王三公子今何在？此处空留丈八墙。”
当时某 阳干部炽手可热，决策不容置喙，无人敢与非议。如今周总理亲自批评他，大家分外解气！我随口问母亲，苏三住过那所监狱？母亲点头，我说：苏三是真实人物？母亲说：大概是吧，听说她档案早已送到北京去了。这是我最早得悉《玉堂春》是真实故事的有关说法，印象深刻。
1984年初，在省、地文物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当地挖掘出原狱基址，参照原来监狱内外的照片和有关档案资料，反复论证，按原貌建起了监狱。我一般不参观新修的仿古建筑，为了了解明代监狱，体验苏三的处境，后来出差到洪洞县，特地购买了十五元的高价冤枉门票，钻进所谓的苏三死囚牢里看了看。只有井沿石等几件杂物是真的老物件，其余全是新修的，可惜了。
“苏三起解”前传是怎么回事呢？
玉堂春是苏三的艺名。她和王景隆***爱情故事被明代***家冯梦龙编订在《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难逢夫》中，《情史》卷二亦有此事。
原来在苏三五岁那年，被京城乐户苏淮与妻子一秤金把她从山西买来。经过十年的***，把她培养成能歌善舞、文彩非凡的京城名妓。客人送艺名——玉堂春。
玉堂春不轻易接待客人，而且待客以清雅弹唱为主。当时贤臣王琼得罪了刘瑾，被迫迁出京城，只留下儿子景隆收讨历年的贷银，再回老家永城。十八岁的王景隆很快收回全部本息，就要回家的前两天，他到苏三所在，掏出金子，一秤金立刻把苏三领了出来。下边的故事发展就是“苏三起解”了。
苏三是真实人物，相当多的人是认可的，证据大致是洪洞县的明代监狱及相关的一些遗迹和地名。但是监狱和相关地点可以因人设事，主观随意性较大，不足以服人。真正过硬的证据，就是大家尤其是山西特别是太原民间传说的“苏三档案”。档案，黄纸黑字才是有力的证明。有关苏三的档案，历史上说法很多，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种：
说法一，在山西，特别是太原，人们长期传说“苏三为沈洪妻皮氏诬陷的档案”确有其事。并说苏三档案在辛亥革命前，由当过洪洞县知事的河北玉田县孙奂仑窃走。
还有人说，苏三档案被孙奂仑卖给了法国巴黎古董商人。
说法二，有人提到，洪洞县曾经确实存在过关于苏三的审讯档案，张之洞曾经调阅过，发现档案中的记载与传世的记载基本吻合，民国初年苏州有一位旧家子弟，曾花钱买了一任洪洞知县，在任期间查找了万历、天启年间的档案，也发现了关于苏三的档案。
说法三，有人说：苏三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根据是，她的档案曾经在山西省洪洞县一座监狱的柜子里保存了近乎四个世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却把它抢走了。日本人侵略中国，要杀要抢还要烧，并贪婪地拿走了苏三的档案。大约日本人是通过戏剧知道苏三的，并出于对苏三的兴趣而拿走了她的档案。
说法四：据说苏三的全部档案曾一直保存着，解放洪洞时陈赓将军专门向攻城部队下令，不得丝毫丢失。可惜“文 个”扫“四 旧”，毁于一旦。
说法五，据说，苏三案的全部卷宗直到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还保存在山西的洪洞县衙中，它详细记载了苏三、皮氏等人的供词和最后的判决书等。让人心痛的是这份原始卷宗被曾任洪洞县长的孙奂仑盗走，被其卖给了法国的古董商人。而留下的誊写副本在日寇侵华时也被日军抢走，在现在的洪洞，只留存下来一份案件的判决书，殊为可惜。
说法六，还有人说，苏三蒙难，逢夫遇救的故事，确实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此时，王家后人***扮珠宝商人到太原，出手大方，广交各界朋友。正好洪洞县原县长疾病请辞，大家举荐他去洪洞县就职，
他到任有时间便到档案室里翻阅，接连三月皆是如此。三月后王大人失踪，上面派人调查，根据县衙众人提供线索，发现档案室苏三案卷丢失。大家认定窃走案卷定是王姓县长。王县长为何窃走此案卷?有人分析认为，王某人定是王景隆后人，因为《玉堂春》剧中苏三是，出身低微，有辱王家名声。为消除此剧真实背景，断故事来源，故刻意来山西，窃走案卷，以让世人相信苏三与王景隆没有关系。
说法七，有人听讲，明代中叶就有古本广东潮剧《玉堂春》, 演苏三全部, 剧情在唱词里介绍了苏三的身世。潮剧的老艺人都说这是真事, 而且祖辈相传, 材料来自洪洞县苏三的供词案卷。
苏三起解的真实性，不仅普通人感兴趣，就是官方也有关注，并且在做调查。
京剧《玉堂春》在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叫做《玉堂春落难逢夫》，后人考证，王景隆在历史上的原型叫做王三善，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今河南永城县人，在天启年间平叛土司时战死，谥号忠烈。
为了解开谜团，有人尝试着从***着手，爬梳出王景隆与王三善之间的联系，从而佐证苏三的真实与否。
1957年，田汉先生与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组成了一个团队，专门对《玉堂春》中的其人其地展开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基本认定了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认定的理由其中之一，是王三善的人生履历，与***中的情节基本吻合，他在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之后，曾被朝廷派往山西查案，这也很符合***中王景隆为苏三昭雪的情节。等等。
文 个前，山西***处书记、主管文教的常务副***郑林对山西的王定南说，华北局某领导曾请他组织人研究苏三故事，他对洪洞县委书记郭同忠说过。洪洞县有关部门收集一些戏剧和唱本的内容写了一份材料，他看了很不满意，希望王定南对此研究。
为此王定南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听说：辛亥革命前在太原就有传说：洪洞县县衙门档案库有“苏三档案”。尚德（后任山西省文史馆馆员。参加过太原辛亥革命，曾任温寿泉副都督府秘书长。）那时年轻好奇，又与孙奂仑友好，为此专门到洪洞县向孙奂仑询问，要看“苏三档案”。孙奂仑和尚德一起去问管档案的人，该人说：“档案库没有‘苏三档案‘”。也曾听人（是谁，王定南没说明）说过：“同治年间有个陈知县拿走这份档案。”
王定南是坚定的革命者，192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1931年党派他到吉鸿昌处协助工作。1935年初任***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任北***委特委书记。1944年，他在河南组织"河南人民自卫军"，被汤恩伯部缴械扣押。高树勋担保将王定南救出。从此高王二人结成生死之交。1945年5月被派到***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部工作，促成高树勋邯郸起义。高部起义后，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王定南任该军总政治部主任。1947年6月因民主建国军"兵变"***被关押，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放出。后，曾在华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和中央内务部任秘书、专员、主任等职。1961年后曾任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省政协四届、五届委员会副***、党组成员，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90年9月27日病逝于太原。
王定南得出调查结论：“苏三的故事流传很广是***家冯梦龙的功劳”，“写***的人可以凭空虚构任意编造，但不能作为历史事实”。否则会给人留下如下的印象：一个信仰科学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竞有人为了“钱”不惜把虚构的传说当真事去办，难免将招来“自欺和欺人”的笑柄。
“苏三”的故事真实与否，有关人士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于有人将此事编入了《中国未解之谜大全集》这本书。
1939年，我的母亲从当时的北平城里步行到现在的十渡（那时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参加革命，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艰苦时光。1995年我下决心要感知母亲战斗跋涉过的山山水水，于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尽可能多地掠过那里。
从北京进入十渡之前的房山境内，距市中心约70公里的地方有座寺庙叫云居寺，母亲到平西根据地时在这里歇过脚。我把云居寺定为必去的地点之一。谁知第一次参观就深深地震撼了我：云居寺里有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605年）的“佛教大藏经”。那是僧人静琬等为了维护正法，使佛教真经流传下去，锲而不舍地勒石刻经，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不断持续1039年，镌刻1122部、3572卷、14278块佛经。这样大规模刊刻，历史长久，世界文化史上罕见。
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两侧有配殿和帝王行宫、僧房，并有南北两塔对峙。北塔是辽代砖砌舍利塔，又称“罗汉塔”，始建于辽代天庆年间。南塔及大部分殿堂在1942年被日军飞机夷为废墟。1985年后陆续修复，现在云居寺占地面积70000多平方米。
云居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版经号称“三绝”，石经与石经山藏经洞、唐辽塔群是佛教文化特色宝库，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几乎每次到十渡，都要先到云居寺感受一番。大约是第三次拜谒时，由于同行者随我几次前往，这次终于说不进去了，由我一人礼拜吧。我观摩完石经，看到旁边大殿院里的偏殿房内有新推出的《馆藏档案展》，展览说明上写着展出内容，其中有“苏三案件的判决状”档案副本云云。我心一动，另掏出十元购买了门票进去。简陋的展室，灯光昏暗，室内到处张贴着“不许拍照”的标识，本来不想多耗费时间，外边有一车人在等着我；又不许拍照，我就匆匆浏览吧。对其他档案没在意，直奔“苏三判决状”展柜。只见浅**的麻纸上密密麻麻写着毛笔小楷，我没有太注意内容及具体款式，只是初步感觉书写的楷书并不太漂亮。心想着下次过来再仔细观赏吧，就这样草草看完离开了。临出大门的一处大殿里又有“佛经和雕版展览”，不要门票，我顺便也进去随意地看了看，佛经都是明代及以后的……当看到大批雕版裸漏地存放于大殿内的书架上，任凭风吹，其中有几块已经明显地风化腐朽。我心疼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得把这些的雕版改换一下保存条件，否则都风化毁掉了。她们诺诺。
到了北京开会，我对首都图书馆（北京市的图书馆）的领导说起在云居寺所见，他随口说：那批档案当年在我们馆暂时寄放着，文 哥破四旧，当时的领导怕出事，要求市领导为它们另觅地点存放，找来找去，云居寺地处偏远，就只好存放到那里了。首都图书馆对这么一批有价值的资料居然却之门外拒绝收藏，真不可思议！再问，他语焉不详，我也不好多说了。
嗣后，我多次从多处打听，把各种情况汇总起来，原来这还是一件大事，有名的“八千麻袋”***的延续。
清代内阁，是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内阁所属的大库是明代修建的，清朝延用。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就是“大内档案”。库内的档案材料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等红本及书籍表章，还有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以及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及其他档案文件，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未专设员，保管不善，损毁严重。年积月累，数量愈多，库房不敷应用，曾多次销毁。
这些档案资料，清时就被人们视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王国维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值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十年。1909年(宣统元年)，一个库房塌了一个角，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了出来。一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没什么大用处的，准备焚毁。这事被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知道了，他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本拟销毁的档案移交学部。罗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成了八千麻袋，移到清王朝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里。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在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里。
这些麻袋常常减少，原来工役们将里面的纸张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1918年，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开始整理这批麻袋。鲁迅说，当时清理是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麻袋中确有宋版书，傅增湘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有记述:“余于戊午(一九一八)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
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和另外一人，奉命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在其中寻宝。随后又搬了若干袋。搜拣过程中，教育部官员们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不少人来“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拾取些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
1921年前后，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把所存的清代大内档案作为废纸，以银洋4000元拍卖给了西单同懋增纸店，用这些钱来维持教育部运营。这些档案重约15万斤，装满八千麻袋。纸店搜拣了一部分档案出售，大部分渍水后用芦席捆扎，准备运到唐山、定兴去作“还魂纸”。清朝遗老罗振玉得知这一消息，以12000大洋把这批档案买了下来，并准备了书库储存它们。罗振玉从中淘出一些珍贵秘稿史册，择其珍件汇刊成《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清太祖实录稿》三种。但已损失两万斤约数十万件。1924年，罗氏将档案以16000大洋转卖给前清驻日公使、曾任民初新参议院议长、又是大收藏家的李盛铎。价格是1.6万元，分量约12万斤。李盛铎又在里面淘了一次，捞出了不少珍奇东西，并将其中6万件给了溥仪。但他没有力量把所有麻袋都检视一遍。
1929年李盛铎又将这部分档案以18000大洋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时的档案约10万斤，搬来倒去，十分杂乱，完整的约五分之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又从中选择、编辑出版了《史料丛刊》和40册明清史料。抗战前夕，该所将部分档案携至南京，几经周折，又迁到台湾。
剩下的大约5万斤，约1700麻袋，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财产，仍存放在午门楼上。这1700个麻袋一直躺到新中国成立。这批“吃之不得、弃之可惜”的“宝贝”直到1958年，国家档案局成立3年多才开始清理。
第一次清理，主要是档案局的全体共青团员。清理过程也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明崇祯年间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这次清理得到了齐燕铭、吴晗、王冶秋、吕振羽、翦伯赞等专家学者的肯定。
第二次清理用了三个多月，参加的人员有国家档案局的干部、全国档案学习班的学员、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还有北京市22中、23中、31中、43中的高中学生。
最后，把清除的残件进行了分类，装成三百多袋(完整的不到十袋)，其中以吴三桂的题稿和郑成功抗清的敕谕最有价值，其余的有1300多麻袋都为废品。
1958年9月25日，国家档案局给国务院写了清查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拟将三百余袋有价值的进行整理，大部分废品予以销毁。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天即作了指示“同意照办。原销毁的1358袋中，如果学校、研究机关有愿意拿走一部分作为标本的可以赠送。”
这批整理成卷的档案，存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舍里。
其余准备销毁的麻袋，存放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空闲处，并占用国子监的部分馆舍寄存。1956年首都图书馆搬入国子监利用原馆舍开办，***光、防潮、防火及空间并不符合图书馆的馆舍要求。破 四旧伊始，当时的负责人报请上级，将这批档案资料转藏寄存在云居寺了。
这大约就是“苏三案件的判决状”档案副本的由来。
回来我把此事当作逸闻说于友人张小川兄。不久我俩有个机会一同去云居寺，“石经展览”还在，“佛经与雕版展览”也陈列着，档案展览没有了。那次，我还在寺内的小卖部里购买了本记录着母亲一段抗战经历的文集。
最近查阅了很多资料，虽然众说纷纭，但就是没有人提到云居寺里的“苏三判决状”副本。
再查，只查得房山举办过“杨乃武与小***判决状”档案副本展（档案存于云居寺）。难道日久天长，我的记忆混乱了？为此，前几天我专门电话小川兄，他证实我当年说过此事，说明我不是年老而记忆衰退。另外他还提供了一条线索：上大学时他的老师曾经说过，有过苏三档案，***前送到北京了。我又想起，那段时间有次与当时山西出版界的最高负责人共进晚餐，席间他谈起“苏三档案”之事。我说，在云居寺，我见过。他表示惊异！他知道云居寺有苏三档案副本，但他没有见过。当天宴会的出席者有小川兄及其他几位。
至于“苏三案件”的判决档案副本如何到了“八千麻袋”残余里了，那是另外的话题了。不管怎样，我见到过“苏三案件的判决状”档案的副本。如此明晰的证据，怎么没有人呈供呢？如有好事者，可以到云居寺查阅，就能澄清所谓历史之谜！
苏三之谜可以解开了，苏三的***、***、剧本不是人们凭空杜撰的，苏三的故事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冯梦龙以及其他剧作家们由此扩展、演绎成***、***、戏剧，在人名、地点和情节、矛盾的处理上做了大胆的修改，使苏三的故事更加广为流传。
原因：
评书把寇准称为“寇老西儿”。现代人把山西人戏称为“老西儿”，对有些著名的山西人，冠以“X老西”，如阎锡山，也叫阎老西儿。
所以，评书是把寇准作为山西人了，而且刘兰芳还总是绘声绘色地用山西口音模拟寇准说话。看了《宋史》的《列传第四十》，才知道这是谬误。
死因是：1020年丁谓以莫须有的罪名向皇帝谗毁寇准，寇准被罢相远谪南疆，客死他乡。 闰九月初七日，寇准病死于雷州，终年62岁。
扩展资料
客死雷州
寇凖遭贬，据说是丁谓等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凖传》记载，寇凖被贬，真宗卧病不知，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多日没见寇凖，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实情。寇凖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凖饯行。
参知政事李迪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丁谓之奸邪，力诉寇凖之蒙冤。寇凖再次罢相后，丁谓当了宰相，将寇凖一贬再贬。
乾兴元年（1022年），含冤负屈离开道州而向南部海滨雷州赴任。到任后，连个像样的住房也没有，但当地官员、百姓素来仰慕寇凖的为人，主动替他盖房，安排寓所。他在任上，除少数政务外，主要是读经释书，闲暇时写字、会友，每逢客至，则笑脸相迎，毫无权贵大官的样子。
天圣元年 （1023年）九月，寇凖病故于雷州竹榻之上，妻子宋氏奏乞归葬故里，仁宗准奏。但因所拨费用有限，灵柩运至中途，钱已用完，只得寄埋洛阳巩县。
明道二年（1033年）十一月，仁宗为寇凖昭雪，恢复寇凖太子太傅、莱国公之职，赠中书令，谥号“忠愍”。寇凖得以归葬下邽。
皇祐元年（1049年），仁宗又令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凖撰写了《莱国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并亲笔为碑首篆书了“旌忠”二字。
百度百科-寇准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它的思想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下列四个方面：
(一)着重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虽然没有正面从经济关系上广泛描写阶级矛盾，但对于作为起义英雄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阶级，则有深刻的揭露。***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它预示着广大人民在以这样昏君和宠臣为代表的腐朽集团统治下，将陷入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作品中的高俅，始终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出现，是贯串全书的一根黑线。他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受到皇帝的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从此更倚势恃强，与蔡京、童贯之流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中出现的大小官吏，多是他的亲友朋党。这里有‘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他“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有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内和弟弟高廉，他们依仗高俅的权势，或在东京“任意*垢他女”，或“在高唐州无所不为”；还有仗着蔡京“泰山之恩、提携之力”，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送给东京为丈人做寿的梁中书。作品还写了一批处于社会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祝朝奉、毛太公和西门庆等，引外还有各级官府的差拨、役吏和各种各样的爪牙。这一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压迫者，形成了一个黑暗势力网，残酷压榨和迫害着人民。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上，气势磅礴地展开了。
***不仅写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等奋起反抗，投身到起义队伍中来；同时写了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和一些原属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因遭受这样那样的迫害而纷纷参加义军队伍。甚至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因而像害藏“丹书铁券”的世袭大贵族柴进和将门后裔杨志、大地主卢俊义等，也都先后卷进了起义队伍的行列。这些，都说明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在那些英雄们被逼上梁上的过程中，林冲这一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的“逼”字，在他身上表现最为突出。他有不甘屈辱的英雄本色，又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小人之下”的闷气。但是教头的地位，优厚的请受，舒适的家庭，美丽的妻子，这种种条件，又形成了他安分守己怯于反抗的性格。高衙内明目张胆地调戏他的妻子，他虽然感到耻辱，可是因吃着统治阶级的大请大受而不敢下手，只是冲散了事。后来在高俅父子的多次阴谋陷害下，他被发配充军，虽感到含冤负屈，仍未能起而反抗，甚至被贬斥到大军草料场时，尚欲修屋苟安下来。但是敌人没有因为他一再退让而相饶，竟然又从东京赶到沧州来谋杀他。在家破人亡，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他才杀死了仇人，吐出了长期积压心头的冤气，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上梁山后，他又火并了妒贤嫉能的王伦，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既和高太尉之间有着血海深仇，所以在招安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成为义军队伍中一个比较坚定的成员。
(二)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
***把那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盗贼草寇”的革命者放在主要地位给以充分的肯定，并对他们所表现的强烈革命精神和光辉的思想品德作了热情的歌颂。在这些起义英雄中间，李逵和鲁智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李逵出身于贫苦农民，因***，逃在江州当小牢子。构成李逵性格核心的是他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他是一团仇恨和反抗的烈火，是一股扫荡腐朽、黑暗势力的旋风。他上梁山很主动，没有丝毫勉强，当宋江提出上梁山时，是他第一个热烈地响应，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罢!”他对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幻想，当柴进受到殷天锡欺负而幻想靠条例打官司时，他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大宋皇帝的宝座，都不在他的眼底。在刚上梁山时，就提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要求；上了梁山，他又说：“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种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使李逵成为招安的坚决反对者。当宋江吟〔满江红〕词，流露向往招安情绪时，他便“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后来朝廷派陈太尉来招安，他便把“圣旨”扯得粉碎。即使在宋江受了招安后，他还屡次要反上梁山，甚至在死后，大宋皇帝还梦见他“抡起斧头，向自己砍来，吓出一身冷汗”。
李逵对自己弟兄们和受苦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他英雄性格另一种光辉的表现。宋江关在牢里，是他“寸步不离”、“早晚在牢里服侍”，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戴宗时，他第一个赤条条地抡着板斧，从酒楼跳进刑场杀将起来；高唐州救柴进，又是他第一个只身下井。他平日最爱宋江，可是当他误听宋江强夺民女的消息后，便大闹忠义堂，砍倒杏黄旗。这说明在他心目中，农民起义的利益是高于一切个人感情之上的。在沂水县，当他要杀冒他的名拦路行动的李鬼时，忽听他说家有老母无人赡养，他反以十两纹银相赠。看出他对于受苦人是怀有怎样的阶级感情。作为一个农民英雄，伴随他的纯朴天真，李逵也有简单、卤莽、不讲策略和狭隘报复思想等缺点。打起仗来，往往不分对象乱砍乱杀。在三打祝家庄时，由于宋江实行分化政策，使扈家庄保持中立。但李逵不管，排头价砍去，杀了扈太公的老小，破坏了义军的策略。但这些缺点和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是很次要的，而且对于一个农民英雄来说，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鲁智深本是渭州经略府的一个提辖官，社会身分是下级军官，实际上却是一无所有，既没家庭，又没产业，无牵无挂。他对社会上的压迫和不平，怀有强烈的愤懑，对各种罪恶势力***取了主动挑战的态度。“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概括了他性格中的这一特色。他和金氏父女素不相识，只是为了同情他们的遭遇，三拳打死了恶霸郑屠，结果被迫无地容身，只好出家当和尚。在大相国寺与林冲不过是萍水相逢，但由于痛恨高太慰对林冲的陷害，他挺身而出，要让高俅吃他“三百禅杖”，进而大闹野猪林，粉碎了高太慰的阴谋。为援救被欺凌者，他不惜与统治者反抗到底，从不考虑个人得失。“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是他行动的信条。鲁智深性格中也有单纯、朴实的这一面，有时甚至表现很卤莽。但下级军官的生活经历，又使他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在打死镇关西后，用虚晃一招以为脱身之计，正是这种斗争经验的表现。
武松在那些出身于下层人民的英雄行列中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充满着英雄***的色彩。他武艺高强，秉性刚烈，对于社会上的恶势力和不义行为有坚决斗争精神。但他封建***意识强，私人恩仇观念重。在景阳冈打虎后，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一心想为统治阶级效劳。直至哥哥被害，告状不准，杀死了凶手潘金莲和西门庆后却又到官府自首。这一方面说明他的刚强、正直，不愿连累他人；同时也表示他对官府还有一定的幻想。醉打蒋门神一举，固然有打抱不平的一面，但主要是为了报答施恩的知遇之恩。被张都监收为心腹后，更为小恩小惠所感，以至吃了大亏，差点把命都送了。血的教训，使他对封建统治者的真面目逐渐加深认识，反抗也随之越加激烈，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他长期积压在胸中的仇恨全部爆发出来了。终于走上了团结起义的道路，在日后长期的斗争中，革命意识逐渐坚定，成为坚决反对招安的英雄之一。
在那些出身下层人民的英雄人物中，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和顾大嫂等人物也是很有特色的。他们都是些“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正是他们这些人物组成了这支义军队伍的中坚力量。
(三)***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农民起义如何由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过程。
《水浒传》开始写的多是个别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反对社会上恶势力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有声有色，但毕竟还只是个人的反抗，不能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威胁。随着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英雄们逐渐由个人反抗，进而小规模地联合起来反抗，一直形成强大的起义队伍。智取生辰纲可以说是联合斗争的萌芽，参加斗争的有渔民、贫民、下层文人，也有道士、地主等。他们出于对当权者的仇恨，为夺取不义之财，齐心协力，终于取得胜利，事后又一起上了梁山。在清风寨报仇后，有更多好汉纷纷上山，使梁山势力进一步壮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宋江上山后，更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族，出现了起义英雄武装割据***的新局面。此后的斗争是革命的武装力量和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大规模斗争，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峰，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梁山泊这块光明的天地，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政治上要求一律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理想，在封建社会里自然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对后世农民反封建斗争却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四)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出了起义投入的内在原因。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正如伟大领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形式，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镇压；二是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三是起义领袖当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在这三种形式之间固然有原则的区别，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也很不同，如因英勇反抗而遭镇压和向统治阶级屈膝投降当然不能相提并论。然就其结局来说，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是失败，即使最后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是胜利，但实质上也是失败，因为它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只是起了个改朝换代的作用。《水浒传》中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
当然，从***的具体描写来分析，义军队伍所以走上招安投降的道路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这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品中写梁山义军队伍不是在形势对他们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出于走投无路，才被迫接受统治阶级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向统治阶级投降的。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确是和义军***宋江的思想、立场及其所推行的路线有直接关系；也是和***中所宣扬的忠义思想以及作家的世界观密切关联着的。
“受招安”在前七十回故事情节里早已埋下了伏线。伴随梁山革命事业的发展，一大批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了起义队伍。他们的加入，虽然对壮大义军的力量、发展革命势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却使革命队伍的社会、思想成分变得十分复杂了。这是因为这伙人里的大部分，他们上山的目的只是“暂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后招安”。他们这种意图和义军领袖宋江的“忠君报国”和“盼望早日招安”的愿望完全合拍。这就很自然的在义军内部出现了一条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的路线。这条路线愈到后来势力愈大，占据了统治地位。虽有少数出身下层的起义英雄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对它进行***，但终因力量单薄而未能扭转局面，致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惨结局。
据历史记载：宋江的为人是“勇悍狂侠，这和《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中的宋江，显然是作者按照自己想象中的义军领袖来塑造的，使之成为引导义军走向妥协投降的关键人物。
《水浒传》里的宋江作为义军领袖，有他的特点和长处：他反对，反对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疾苦。由于他好“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称为“及时雨”。生辰纲事发，他“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营救过晁盖；为维持和梁山的关系而杀了阎婆惜。他为人又精明练达，懂得斗争策略，并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汉，多和他有深厚的情谊。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汉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述这些特点，对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来说还不是最关重要的，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革命斗争时是否具备坚定的阶级立场。恰恰在这重要问题上宋江存在着严重问题。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他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在他看来，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圣君的缘故。所以他一面援救晁盖等人；一面却又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他上梁山十分勉强，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大闹清风寨后， 他率领一帮好汉去奔梁山，一封父亲病故的***书信，就使他抛下大批人马“飞也似”地回去奔丧，并服脬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断配。在刺配江州的道上，又从忠孝观念出发，拒绝了晁盖的援救。直到他浔阳楼题了反诗，事发被判***，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上山后他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甚至多次把起义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从宋江的这种思想行动中，使我们早已预感以义军的历史悲剧。
《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追求招安的结局态度上是有矛盾的。从道理上说，他对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颂扬的，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一再称赞宋江这样做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等等。但从具体描写看，作品对“被招安”的结局似乎又有所批判。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反复描写了李逵、鲁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斗争；而且也写出了义军在受招安后所遇到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在七十回后充满了悲剧的气氛。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招安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和义军领袖宋江的思想立场以及***作者的世界观有直接关系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扬的“忠”、“义”思想。
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水浒传》所一贯标榜和宣扬的，书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原来的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宋江口口声声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作者还特地为宋江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书”，在这位娘娘给宋江作的指示中有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之所以指责方腊起义，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的大伦。甚至最后写宋江被药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种“忠君”思想当然是封建正统的思想，它给起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终于使作者甘愿牺牲艰难缔造的义军事业来接受皇帝的“招安”。但是我们也还必须看到作者之所以这样强调“忠”的观念，也是和他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分不开。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到文人再创作而成书的整个宋元时代，民族矛盾居于首要地位，那时社会上普遍的要求是坚决抗击侵略，反对投降。明代进步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忠义水浒传叙》里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所谓“愤宋事”，就是愤恨宋代统治者不肯联合两河义军抗击侵略，导致亡国的惨祸。所以在我们指出作者忠君思想的极大危害时，还应该具体考虑到这个历史的因素。
其次说到“义”。***中所具体描写的“义”，比之《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内容，它主要是指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从小的方面来说，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宋江，讲的也是“义”；就大的方面说，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则是表现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更是为了有力地打击封建统治者，实现“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当然***中的“义”，有时也被写成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之间的情谊。这在武松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终把“义”放在“忠”和“孝”之下，使“义”服从于“忠”“服从于“孝”。梁山泊的“忠义堂”是“忠”居于“义”之上，孝义黑三郎宋江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大闹清风寨后宋江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水浒传》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成就是主要的。这表现在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对历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污蔑、攻击的起义英雄作了生动的描绘。但是由于作者未能摆脱封建思想体系的束缚，在一些根本观点上仍然维护封建制度，这又决定了他对宋江所坚持的“忠君”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作了大力肯定，从而导致义军走上了“受招安”的悲惨结局。
由于苏三故事曲折动人，当年的“苏三供堂”、“苏三监狱”由此闻名，长时期内被人们保存维修。“苏三供堂”即洪洞县衙大堂，为明洪武二年知县杨茂所建。明正德年间（公元一五零六年-----一五二一年）北京名妓苏三在洪洞县蒙冤落难囚于此监，清康熙三十四年因地震坍塌，后又重建。光绪四年知县艾绍濂又全修大堂。曾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幸毁于1***7年。据传，苏三在此供堂，含冤入监，三次受审。
明代监狱，俗称“苏三监狱”，因话本和戏剧而闻名的苏三，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就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王景隆是苏三的同乡这个情节，就是从苏三的供词里发现的。那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苏三起解》就发生在儿。苏三，六岁时父母双亡，后被拐卖到北京苏淮妓院，遂改姓为苏。她到妓院前已有二妓，故取名三儿，“玉堂春”是她的花名。官宦子弟王景隆冶游相遇苏三，一见钟情，过从甚密。苏三要王景隆发奋上进，誓言不再从人。王景隆离京归里，虽对苏三不能释然，但奋志读书，二次进京应试，考中第八名进士。在王景隆返家之际，苏三被鸨儿以一千二百两银子的身价，卖给山西洪洞马贩子沈燕林为妾。沈燕林长期经商在外，其妻皮氏与邻里赵昂私通。沈燕林带苏三回到洪洞，皮氏顿生歹心，与赵昂合谋毒死沈燕林，诬陷苏三。初审时洪洞县衙将皮氏与苏三收监。赵昂从皮氏家中拿出一千余两银子行贿。知县王氏贪赃枉法，对苏三严刑逼供，苏三受刑不过，只得忍屈画押，被判***，监于死牢中，皮氏却逍遥法外。正当苏三在洪洞死牢含冤负屈之际，适值王景隆升任山西巡按。王景隆在此前虽风闻苏三被卖到洪洞，但未知真情，故到任伊始先急巡平阳府，得知苏三已犯死罪，便密访洪洞县，探知苏三冤狱案情，即令火速押解苏三案件全部人员至太原。王景隆为避亲审惹嫌，遂托刘推官代为审理。刘氏公正判决，苏三奇冤得以昭雪。苏三有幸，***般同王景隆团聚。明代***家冯梦龙热忱地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收入《警世通言》，流传后世。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又编为《苏三起解》、《玉堂春》等，广为演出。
发生在二战期间的故事!
莫斯科保卫战（1941~1942年）作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役，被永久载入史册。重温其中的一些真实故事，可以让我们再次领略苏联军民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的机智与勇敢。
故事之一：以二当九，以少胜多
1941年12月2日，苏联飞行员梁赞诺夫和帕尔莫斯科保卫战中的10个真实故事什科夫驾驶两架歼击机在莫斯科西区进行巡逻时，在帕夫什诺区与德军的九架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遭遇。虽然以少对多，但两名飞行员凭借高超的驾驶技巧同敌机顽强周旋，成功地捍卫了莫斯科空中安全，并击落敌机一架。
故事之二：骑兵PK坦克，创造战争神话
1941年11月29日，在解放卡什拉市郊的皮亚特尼察村时，别洛夫少将率领的红军第一近卫骑兵军摧毁德军16辆坦克，创造了骑兵PK坦克的战争神话。
故事之三：放水破冰，阻敌追击
别洛勃罗夫上校率领的苏军第78师曾在离伊斯特拉市3~4公里处构筑防线，以掩护第16军撤离。当时，德军已经开始踏着伊斯特拉水库上厚厚的冰层，抄近路追赶上来。万分危急时刻，第16军指挥部下令打开水库闸门。3米高的水流沿着伊斯特拉河谷奔涌而下，一泻数百公里。水库水位急剧下降，使上面的冰层迅速塌陷。德军被迫停止前进的步伐，延误了数天的战机，而此时苏军已经占据了新的有利阵地。
故事之四：装甲列车上前线
1941年11月28日夜，德军第7坦克师占领了亚赫罗马以及伏尔加河上的一座桥梁，并将10辆坦克调遣至伏尔加河东岸。时任苏军第1突击军军长的库兹涅佐夫中将命令第73号装甲列车出击迎敌。结果苏军的这些铁道兵也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一举歼灭德军10辆坦克和700多名士兵。
故事之五：43名阵亡烈士
1941年11月16日，德军用两个坦克军的兵力攻打苏军第316步兵师的前沿阵地。在杜勃塞科沃铁路会让站附近，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率领28名反坦克手击退了德军50辆坦克的攻击，击毁了其中18辆。28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全部战死疆场，后来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就在同一天，在离杜勃塞科沃1.2公里处的别捷利诺区，15名战士在消灭了德军5辆坦克和约1个排的德军后，全部殉难，事后只有政治指导员维赫列夫获得英雄称号。这些顽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驱铸起牢固的防线，为大部队的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
故事之六：拯救莫斯科的“鸡毛信”
克拉斯纳亚-波里扬纳沦陷后，莫斯科以完全处于德军重型火炮的打击范围之内。从1941年11月30日起，德军开始向克拉斯纳亚-波里扬纳调遣炮兵部队，其射程可达到20公里。当地学校的女教师叶莲娜.戈罗霍娃偷偷给苏军指挥部寄送了一张便条，上面准确地标出德军炮兵阵地的具***置。便条送到前线部队后，苏联官兵如获至宝，迅速组织炮兵反击，一举端掉了德军的一个炮兵连。
故事之七：“苏联版的王小二”
1941年12月11日，莫斯科谢列布里扬诺—普鲁斯克区的老饲马员伊万.彼德罗维奇将一支由40辆汽车组成的德军车队带入了大峡谷中，结果德军被“搁浅”在谷底，进退两难。恼羞成怒的德国鬼子残酷地将伊万。
故事之八：奇妙的气球之旅
莫斯科保卫战期间，为了干扰德国的轰炸机，苏军在莫斯科上空放置了数百个气球。1941年12月6日，一个哨位的气球绳索突然断裂。负责守护的中士德米特里.维里古拉反应迅速，一把抓住绳索的断裂处，几分钟后，便随气球一起上升至1500米的高空。当时夜里的气温下降到了-38度C，但是维里古拉凭借顽强的毅力，沿绳索攀至气囊处，拧开专用气阀，放气后气球开始缓缓坠落，最终在离原哨位110公里处的地方顺利着陆。为表彰维里古拉誓死捍卫军队贵重财产的可贵精神，上级授予他红旗勋章。
故事之九：孤身奋战震敌胆
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在离杰多夫斯克城两公里的涅费多沃村，发生了一场最不可思议的坦克战。12月7日，帕维尔.古德济中尉驾驶一辆KB-1坦克同德军18辆坦克交火。KB坦克摧毁了敌军10辆坦克。敌其余坦克仓皇逃窜。帕维尔因战绩辉煌而被授予列宁勋章。
故事之十：“两个卓娅”
卓娅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苏联女英雄。她是苏军9903特种部队的侦察员，1941年11月29日被捕后遭德国鬼子。1942年2月16日，卓娅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其实，在11月29日那一天，还有一位苏军女侦察员、卓娅的战友沃洛申娜也英勇就义。但是一直到1994年，沃洛申娜才被追授英雄称号。（来源：《环球军事》杂志）
给仇人一块面包——发生在二战的感人故事
二战时期，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带领下，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战争胜利的当天，上万名疲惫不堪，无精打***的德国战俘排成长长的纵队，在荷枪实弹，威风凛凛的苏联士兵的押解下走进莫斯科城。
得知***战俘进城的消息后，人们几乎倾城而出，纷纷涌上街头。在宽阔的莫斯科大街两旁，围观群众人山人海，挤的风雨不透。在围观的人群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苏军在战胜入侵的德国***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这些老人，妇女和儿童就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亲人，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被入侵的德国***了。
失去亲人的痛苦把原本温和，善良的人们激怒了，他们怀着满腔的仇恨将牙齿咬得咯咯响，一双双充满血丝与复仇火焰的眼睛齐刷刷的向俘虏走来的方向注视着。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大批的军队和警察出动组成一堵墙，排在愤怒的人群前面。
战俘出现了，近了，更近了。围观的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喊出打倒***的口号，有人叫骂着让的凶手偿命，接着人群潮水般地向前涌。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企图阻止，马上被汹涌人潮冲得七零八落，最后警察和士兵手拉手组成人墙，好不容易才将人潮挡住。
此时，战俘已经来到人群前面，他们个个衣衫褴褛，步伐蹒跚，每向前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他们有的头上裹着绷带，有的身带重伤，有的失去手脚躺在担架上不断发出痛苦的***。
面对激怒的人群，德国战俘呆滞，木讷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与惊慌。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不住的后退。许多战俘本来就身负重伤，疲惫不堪，在遭到如此惊吓后瘫软在地。担架上的重伤号被扔在地上，无力逃脱，拼命的哭号呼救。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在混乱中拼命挤过人墙，冲到一个受伤的战俘跟前举拳要打。
这是一个失去双腿的重伤号，他头上打着绷带，破烂的军装上沾满了血迹，脸上的稚气表明他绝不会超过20岁。面对扑面打来的拳头，他无力躲闪，瞪着惊恐的眼睛，发出绝望的哭泣。
蓦地，中年妇女停住了，木雕泥塑般站在那里。她怔怔的看着年轻的战俘，心头一阵剧烈的刺痛，在这个年轻伤号稚气的脸上，她分明看到了自己刚刚战死的儿子的影子！
妇女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那只高举的拳头无力的垂了下来，妇女从怀里掏出一块用纸包着的面包，轻轻的递到伤号的面前。年轻的伤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惊恐的，带着泪光的眼睛盯着面包，不敢去接。直到妇女硬把面包塞在他手中，他才如梦方醒，抓起面包连裹在外面的纸都顾不上撕，就狼吞虎咽大吃起来，看得出他一定几天没吃饭了，饿坏了。
看到伤号饿成这个样子，妇女缓缓蹲下身子，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伤号头上的弹伤，失声痛哭起来！
悲怆的哭声撕心裂肺，骚动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人们惊呆了，一个个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住了，整条大街一片死寂。
良久，人们才醒悟过来。这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老人，妇女，孩子，纷纷拿出面包，火腿，香肠等各种食品，一起向受伤的战俘拥去... ...
踩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