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思想。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重农”，强调农业是根本，要以农立国；另一方面是“抑商”，认为商业是投机取巧，不是正业，它的发展会损害农业。它的形成不能简单的归因于所谓“担心商人会威胁到皇帝的位子”，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01 “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原因重农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经济政策，这是由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的特点所决定的。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部门，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因为小农是赋役的主要承担者，朝廷财政收入和兵源的主要来源。“国之彝伦，资于版籍”，所以检阅户籍，把小农控制在朝廷手中，一直是社会之后统治阶级首先要抓的大事。如果“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朝廷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
为了稳定小农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朝廷一般都要***取如下的经济措施：
一是“轻徭薄赋”，相对地减轻农民的负担，以提高小农生产的积极性。小农是一种简单而又保守的自给自足经济，一般只有在天时地利条件下，才能维持最低的简单再生产。如果朝廷的赋役较重，再加上天灾人祸，就会造成农民的流亡和破产。所以一些有政治见解的统治者，往往***取“轻徭薄赋”的办法，把税收限制在一定限度内。
比如，西汉初年，刘邦***取了“什伍税一”的轻赋办法，文帝时又减为“三十税一”，中间有十几年还免除田租。徭役也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还有唐初，为了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也招抚流亡，分配荒地，租与耕牛，娠济籽种，扶植农业生产，并且还对一些灾区减免课役，
二是限制土地兼并。西汉时，董仲舒最早提出了限田的主张：
“限民以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哀帝时，师丹提出了具体的限田办法，即：
“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
王莽执政时，企图用“王田”的办法，解决土地的兼并问题。西晋时，颁布过一个限制私人占有土地最高额的“占田”令。北魏时则摸索到了一种比较可行的限制土地兼并的“均田制”，并为北周、北齐、隋、唐加以修订推行。到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土地兼并的任何政治干预都不起效果，所以就再也没有人提什么“限田”或“均田”的建议了。
三是运用“赈济”的办法稳定小农生产。即在灾荒之年由国家拿出一部分存粮，无代价地发放给灾民，以使他们能渡过难关，免得有“盗贼攘夺之患”。赈灾的粮食，一般有国家的“义仓”和地方的“社仓”。国家在丰收之年，往往鼓励和提倡设立各种备荒赈民的机构。比如，唐代就有“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宋代的“常平法”也是为了“凶荒赈籴”。
在政治上，小农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为了将小农控制在自己手中，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取了种种措施，阻止地方封建势力集团控制小农。如果已经被地方封建集团控制，中央统治者即用行政力量将其“检刮”出来，重新成为国家控制的农民。这种斗争激化时，常发展为武装冲突。
还有一个流民问题，也是封建社会经常存在的问题。由于赋役繁重和土地的兼并，大批农民被迫脱离土地，变成流民。流民的大量存在对统治阶级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封建国家总是用“土断户口”、“检括户籍”、“搜索阅貌”等办法，强制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去。明朝的周洪谟就说：
“流民若流水也，在顺其性而导之耳；使或逆之，则泛滥而壅溃矣。”
上述种种，就是历代封建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稳定小农经济所***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稳定小农经济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所以重农思想就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然而，威胁小农生产稳定的最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要贯彻施行重农思想，稳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本的措施是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抑商政策。
小农经济是一种“农恒为农，世不徙业”，“男耕女纺，质朴无文”，“安土重迁，不善商贾”的自给自足经济，它们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这是一种僵化不变的经济结构，它要求安定保守，反对任何变革。这正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相符合。因为要保持统治阶级的地位，使得“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就必须保持“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僵化结构，防止任何社会变动。
商业是使这种僵化保守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的起点，只要商业发展了，商人一出现，就会给这种停滞不变的社会关系带来波动，造成“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家殊俗”的局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将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卷入商品的范围，将部分农民引入商业活动，造成“弃农从商”。因为商业比农业生产的周期短，利润高，所以在封建社会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就造成一部分人“弃农经商”、“舍木逐末”，出现“稼樯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的情形。这是封建统治者所最害怕的。
而且，封建社会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制的社会，一个人的社会政治地位，除了财富土地的多寡外，主要决定于他的官阶品第。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传》中所说：
“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
商品经济发展后，一些无官阶品位的人突然变成豪富，会用金钱去购买和提高自己的地位，这对封建等级制是一个挑战。如春秋战国时代，用金钱左右政治的***，屡见不鲜，说明当时商人已经进入政治角逐的领域。到汉代，更是“千金之家比一郡之君，巨万者仍与王者同乐”，而且“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他们用金钱作为政治投机的手段，打入官场，左右国家的政治。
所以从汉代开始，就***取了各种措施，来限制商业活动，贬低商人地位，堵塞商人进入政治舞台的路径。这种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贯串于封建社会的始终。这就是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
02 “重农抑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虽然贯穿始终，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抑商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大体说来，先秦的封建领主制时期，抑商的色彩较淡，秦汉以来的封建地主制时期则抑商色彩较浓。如以中唐为界，则中唐以前抑商较为突出，中唐以后抑商有所削弱，重商渐趋抬头。
春秋时期，不少君主推行了重商政策。当时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相应地活跃起来，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也逐渐形成。然而，频繁的战争、林立的城堡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为了尽量疏通商业渠道，有的商人求学修身、有的商人跻身仕途。
其时儒家虽然耻言功利，却并不鄙薄商人，孔子的门徒中就有大商人子贡。汉初司马迁专为大商人立传，创《货殖传》，表明大商人已拥有一定的势力。史载子贡“结驷连骑”，周游列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大商人范蠡、计然帮助曾经败于吴国的越王勾践理财。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起用法家鼓励耕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从表面上看，似乎继承了先代的抑商政策，迁魏之孔氏于南阳、徙赵之卓氏于临邛。但实际上并没有***取什么措施抑制这些大冶铁商人。故孔、卓迁徙后仍能重操旧业，积贮巨资。及至汉初，孔氏遂成为富冠南阳的“大族”，蜀郡卓氏“即铁山鼓铸……富至憧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此外，秦始皇还在政治上对某些大商人予以宠遇、优礼。对乌氏经营牧业致富成为大牧商，“秦始皇帝令课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因巴寡妇清继承其先世经营丹矿成为富商，秦始皇“为筑女怀清台”。如此重商，令人兴叹。
汉初承秦末战乱，土地荒芜，居民鲜少，经济凋蔽，民生困苦。为了恢复与发展生产，刘邦及其后继者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如汉八年刘邦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毅……操兵，乘骑马。”文帝与晃错均提倡“孝悌力田”以及“贵粟贱商”。由于高后、惠帝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很快出现了文景之世：
“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耕地大量荒芜，人口大批死亡，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市场缩小、商业停滞，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使用量减少，南北交易往往以谷帛作为货币的交换手段。同时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坞壁与庄园盛行，它们自给自足，不***外求。地主庄园里除了井盐，其余皆能自备。这个时期统治者对商人课以重税以及三令五申的重本轻末的诏书，正是当时自然经济高度强化与商品经济严重萎缩的反映。
中唐以后，粮食亩产量较魏晋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较汉代增加了一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手工业也出现了专门使用雇工的佣工作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比前增多，这些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的商业兴盛，因而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不耻商贾与民争利”的说法也出现了。清代沈尧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唐宋以降：
“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在此情况下，朝廷不得不放宽抑商政策，转而***取某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
唐朝为了发展对内贸易，曾一再申明不准滥征商税。如代宗大历十四年诏罢官方设置于扬州搜刮商人的邸肆，下令“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又于宣宗大中六年从“以通舟船”出发，限制各级官吏滥征行商的“过税”，具体措施从“厘革横税”入手，达到“商旅既安，课利自厚”的目的。
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排除了一些障碍与制定合理的税率。如文宗大和三年诏令岭南、福建、扬州等地节度使应对当地“蕃客”，“常加存问。除及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某些思想家对传统的轻商观点提出了异议。如唐代的韩愈提出“(农以)为之食”、“工以赡其器用……贾以通其有无”的农工商并重论。
北宋的苏轼主张“农末皆利”，袁甫亦倡“农末相资”。南宋的陈亮认为“大商无巨万之藏”，会使“国势日以困竭”，一反传统的商人致富于国有害的说教。叶适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他以上古统治者启用士农工商参政为例，力图为当世工商业者跻身仕途而呼号：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垂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把士农工商的四民分工的交互作用，提高到社会繁荣致治的政治高度，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首次提出了挑战。
元代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个王朝，朝廷任用了一批回纥、汉族商人如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为理财大臣，并十分重视海内外贸易。忽必烈于灭宋前一年命福建行省向外商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灭宋后又以巨资付给江南行省“与民互市”。
当时的大都是全国的商业中心，马可·波罗记载“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朝廷所吸引，不断地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又载杭州有“不计其数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在元朝重商气氛的影响下，一代大儒许衡打破儒家耻于言利的传统政治信条，宣扬“士君子”经商是“亦有可为”的举动。
明清统治者虽无公开的重商言论，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抑商也有所收敛。如嘉靖八年下令废除轮班匠，减轻了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结束了长达千余年的工匠摇役制，“不供一王之役”的手工业者的自由制作，利于商业的发展。
万历九年推行一条鞭法，将部分劳役负担沉淀到土地上，使“操资无算”的“富商大贾”“亦以无田而免差”，客观上起了促使商人投资工商业的作用。
清雍正朝的摊丁入地，将全部劳役负担沉淀到土地上，进一步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工商业者的负担。在明末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清初黄宗羲提出了“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的工商皆本论。
由上可知，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在领主制与地主制时期是有区别的；地主制的前后阶段也不尽一致。
总的来说，“重农抑商”的思想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害怕商品经济的发展，忌妒商人财富的一种保守顽固的心理状态。当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外国资本主义来敲封建社会的大门时，他们的“重农抑商”思想又转化为“闭关锁国”政策。
用小农经济对抗简单的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尚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用小农经济对抗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的落后和保守就会暴露得更为突出，“重农抑商”思想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光泽，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因为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所以还常常会出来表现自己的存在。
对古代重农抑商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我带来了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商业对中央集权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的会产生威胁;二是商业威胁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 行使其广泛的公共职能。但是这种结论只注意到了一方面，没有注意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没有注意到“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观念为代表的***思想。
一、儒家的商人观
中国古代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也就是“士农工商”几个阶层，在漫长的历史中，商人始终处在最底层。
(古代商人)
孔子说过“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一个人如果只看中利，那就是孔子眼里的“小人”，也就是儒家眼里的“小人”。
中国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仁”，也就是道德。一个人社会价值的高低并非完全取决于财富，而是这个人的“德”，所以在中国人的财富观中，德远比财重要。那些没有多少财富，但致力于传播圣人之道的士人，比一个大财主更受到人们的爱戴。一个重利轻义的人，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远比以逐利为目的，甚至有时见利忘义的商人更值得尊重。
封建社会商人及商业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和稳定作用与现代社会不能相提并论。孔子说“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只有农业才能满足国家与人民生存的需要，农业是改善民生、稳定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
二、古代的经济模式
从商周时期起，中国实行的便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虽然这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崩溃，但是不管是收实物地租也好，还是收货币地租也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家一户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仍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主体。
但是小农经济的稳定性是很不够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固然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经营规模小的特征决定了它抗风险能力差，这种风险不单指自然灾害，也包括其他行业的单击，所以小农经济需要 *** 的保护。但是商品经济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放任商业的发展，势必会有更多的农夫去参与商业，使得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下降，这样对统治者的国家稳定是不利的。所以商鞅说：“农少商多贵人贫”;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都将商业视为农业的威胁。要想保护小农经济，必须要抑制商业。
《史记-平淮书》上说，刘帮得天下之后，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怎么个“以困辱之”呢?
一是对商人进行打击。
任何一种商业，只要有利可图，就收归官营。这就是形成于汉代的“禁榷”政策。这些商业对象包括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等等，如果有人敢和国家争利，历代王朝 *** 都会用铁拳打击。汉代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唐代“贩私盐一石至死”;宋代“鬻卤盐三 斤者仍坐死”，明清 “凡犯私盐者 ，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这都是利用国家机器对商人进行打击的政策，目的也是防止商人插手暴利行业，与国争利。
二是征重税。
商鞅变法时就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从汉代起，光是人头税，商人就要双倍交纳。之后的每个封建王朝，对商人征的税都特别重，目的就是逼这些人改行务农，是一种“寓禁于征”的手段。
三是币制经常更改，或者改变钱币的发行量，使钱币贬值，将商人的财产稀释掉。
以上三种方法经常是一齐使用的，也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将商人的财富收到国家来。
在 *** 的打压和思想的禁锢下，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农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又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定程度。以农业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决定了 *** 必须重视农业。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业和商业大多数时期是一种对立关系，所以重农抑商就形成了传统和必然的选择。抑商被视为保护农民，为民谋利的一种思想和政治传统，并且是随着封建政治的发展而越来越严厉。这么做的直接好处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减少人口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和封建统治。
三、抑商的社会根源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其专制的君主制社会，人民只能听从皇帝和他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绝不允许民众脱离专制国家的控制。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秩序，朝廷***取了严厉的“困”商政策，目的是“重征商税使无利自止”、“重关市之赋” ，使商“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商人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土地的地主阶层占有制，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地主阶层获取其集团利益的基础，所以维护自然经济、保障获取利益的基础便成为地主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听凭商人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兼并之中，必然会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会与地主阶级争夺利益，因此抑商是地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不二选择。
“重农抑商”最早是由法家提出来的。法家实行的是农战政治，“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把人民引到农战轨道上，“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才能使更多的人安于务农，使国家的粮食能够保障战争的需要。
儒家虽然与法家有过“德刑之辩”，但在抑商重农上，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结论上双方是一致的。儒家认为商贾控制市场必然会盘剥农民，也必然会与君主争利，其带来的政治后果是严重的。但是提倡以德服人的儒家在抑商的手段上反对法家的简单粗暴，认为要从排斥商贾占有市场、剥夺商贾之利入手，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直接贬黜商人政治、社会地位。
具体到操作中，该如何操作?那就是利用货币杠杆，由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以货币干预市场，逐步实现 *** 对市场的控制，并将商人从市场中排挤出去。
四、统治者眼中的商人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的主流，因此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被后世的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虽然手段上每个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以唐代为例。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个重视农业的皇帝，他在《贞观政要》中说道：食及民天，农业的丰欠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政治的盛衰安危;农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务农与赏罚一样是“制俗之机” ，民众一心务农则性格纯朴，遵守礼义，否则就会贪婪逐利。重农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化民之术。
商人或商业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君臣上下贵贱尊卑的经常因素，封建等级秩序要求的是 “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而商人的出现就破坏了这种平衡的秩序。“商人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严重地威胁着封建宗法专制秩序。
中国人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是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一种“均贫”状态，民众永远互相分散孤立，为温饱忙碌，也没有财力去与官府抗衡，因此这种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安全的秩序，是秩序的破坏者，必然也是 *** 抑制的对象。
商业也影响社会风俗。古代商人普遍文化不高，***道德意识薄弱，也并不注重自身修养。商人有钱后，其家“男不耕女不织，衣必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甚至很多商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重视，其后代理我容易骄奢放纵，有的还成为一方一霸，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破坏相当严重。
可是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商人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功利风气，造成统治者眼里的“弃本业，逐末利”的社会风气，所以儒家才会大声疾呼“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
五、如何抑商
封建社会对商人的抑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要交比普通人更高的税，甚至在魏晋时，商人穿鞋子也必须一只白色一只黑色，以此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这是一种人格上的贱化，是将商人与罪犯、贱民放在同一位置的规定，表明商人的地位远低于普通庶民。因此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商虽可致富，但不能当官，也不能光宗耀祖，确实对抑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是小农社会。这种社会是以农业为国本，只要国有余粮，有可战之民，就不怕任何灾难。而小农社会更方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的推广，更有利于形成“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的静止的、封闭的社会，才不会产生骄奢*逸的社会风气。这也是封建三纲五常的***对商业的本能抑制的原因。
六、重农抑商是对是错
虽然统治者实行“抑商”政策是为了满足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但我们在分析这个政策时，也应该站在客观的角度，对其历史性和必然性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这一政策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长，这于重农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重农才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求，而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模式，是封建社会最为平衡的社会发展模式。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 如果放任商人群体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商人手里。唐代“***盛世”时，正是商业繁荣， *** 对商人的容忍度比较高，才造成了一大批大商人和暴富者，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国家财政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国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也是安史之乱的一个诱因。从那之后，***盛世不再，甚至造成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
重农抑商政策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使得小农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土地兼并，阻止了商业资本向土地的渗透，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的几个盛世，多是在重农抑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古人不知道钱的好处，而是不能让钱集中到少数人手上，从而对统治和社会稳定产生危害。从这个角度上说，重农抑商，是有一定道理和进步意义的。
1、望洋兴叹
原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岸矣清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庄子《庄子·秋水》
译文：秋天来到，天降大雨，无数细小的水流，汇入黄河。只见波涛汹涌，河水暴涨，淹没了河心的沙洲，浸灌了岸边的洼地，河面陡然变宽，隔水远望，连河对岸牛马之类的大牲畜也分辨不清了。
眼前的景象多么壮观啊，河伯以为天下的水都汇集到他这里来了，不由洋洋得意。他随着流水向东走去，一边走一边观赏水景。
他来到北海，向东一望，不由大吃一惊，但见水天相连，不知道哪里是水的尽头。
河伯呆呆地看了一阵子，才转过脸来对着大海感慨地说：“俗话说：'道理懂得多一点的人，便以为自己比谁都强。'我就是这样的人啦！”
寓意：不见高山，不显平地；不见大海，不知溪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渺小的。
2、屠龙之技
原文：姓朱者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庄子《庄子·列御寇》
译文：有一个姓朱的人，一心要学会一种别人都没有的技术，于是，就到支离益那里去学习宰杀龙的本领。他花尽了家里资产，用了整整三年时间，终于把宰杀龙的技术学到手了。
姓朱的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可是，世间哪有龙可杀呢？结果，他学的技术一点也用不上。
寓意：学习必须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如果脱离了实际，再大的本领也没有用。
3、随珠弹雀
原文：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随侯之珠是非常珍贵的宝珠。）庄子《庄子·让王》
译文：有一个喜打鸟的人，却用随珠作弹丸，去射飞翔在千丈高空中的一只麻雀。人们看了，都嘲笑他。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付出的代价太昂贵，而得到的东西太轻微。
寓意：做什么事，都得讲究得失轻重。为了没什么价值的东西而丢掉十分宝贵的东西，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
4、鹏程万里
原文：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安鸟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庄子《庄子·逍遥游》
译文：远古的时候，有一种鸟，名字叫作鹏。大鹏鸟的背像泰山那样高，飞起来的时候，它的翅膀就像遮天蔽日的云彩。
有一次，大鹏鸟向南海飞去。它在南海海面上用翅膀击水而行，扇一下就是三千里。它向高空飞去，卷起一股暴风，一下子就飞出九万里。它飞出去一次，要过半年才飞回南海休息。当它飞向高空的时候，它的背靠着青天，而云层却在它的下边。
生活在洼地里的小安鸟雀，看见大鹏鸟飞得这么高，这么远，很不理解，就说：“他还想飞到哪里去呢？我们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了，我们在蓬蒿飞来飞去，也算是飞到边了。大鹏鸟究竟想飞到什么地方去呢？”
寓意：一个目光短浅的人，是不能理解志向高远者的追求的。
5、庖丁解牛
原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顶，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谷，导大，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车瓜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讠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庄子·养生主》
译文：庖丁为梁惠王宰牛。手到的时候，肩倚的时候，脚踩的时候，膝顶的时候，那声音十分和谐，就跟美妙的音乐一样，合于尧时的《经首》旋律；那动作也很有节奏，就像优美的《桑林》舞蹈。梁惠王看得出了神，称赞说：“哈，好啊！你的技术是怎么达到这样高超的地步的呢？”庖丁放下刀对梁惠王说：“我喜欢探求的是道，比一般的技术又进了一步。我开始解剖牛的时候，看到的无非是一头整牛，不知道牛身体的内部结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三年以后，我眼前出现的是牛的骨缝空隙，就不再是一头整牛。到了今天，我宰牛就全凭感觉了，不需要再用眼睛看来看去，就能知道刀应该怎么运作。牛的肌体组织结构都是有一定规律的，我进刀的地方都是肌肉和筋骨的缝隙，从不碰牛的骨头，更不消说碰大骨头了。技术高明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是用刀割。一般的厨师，一个月就更换一把刀，因为他是用刀砍。而我宰牛的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所宰的牛，又经有几千头，然而刀口锋利得仍然像刚在磨石上磨过的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牛的肌体组织结构之间有空隙，而刀口与这些空隙比起来，薄得好像一点厚度也没有。用没有厚度的刀在有空隙的肌体组织间运行，当然绰绰有余罗！所以十九年过去，我的刀还跟新的一样。虽然我的技术已达到了这种程度，但我在解剖牛的时候，还是丝毫不敢马虎，总是小心翼翼，心神专注，进刀时不匆忙，用力时不过猛，牛体迎刃而解，牛肉就像一摊泥土一样从骨架上滑落到地上。这时，我才松下一口气来，提刀站立，顾视一下四周，心满意足地把刀揩拭干净，收藏起来。”
梁惠王听了，高兴地说：“好极了，听了你的这一席话，我从中悟到了修身养性的道理。”
寓意：世间一切事物，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办事就可以得心应手。
题旨：顺其自然，循其规律，事半功倍。6、鲁侯 养鸟
原文：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庄子 《庄子·至乐》
从前，有只海鸟落在鲁国都城的郊外，鲁侯以为这是只神鸟，令人把它捉住，亲自把它迎接到祖庙里，毕恭毕敬地设宴迎接，并将它供养起来，每天都演奏古时的音乐《九韶》给它听，安排牛羊猪三牲具备的“太牢”给它吃。鲁侯的这种招待把海鸟搞得头晕目眩，惶恐不安，一点儿肉也不敢吃，一杯水也不敢喝，过了三天就死了。鲁侯是用他自己享乐的方式来养鸟的，而不是按照鸟的生活方式来养鸟啊。这只鸟是被他吓死的。
寓意：办事不看对象，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行事，好心也会把事情办糟。
题旨：办事要有针对性，否则必然失败。
7、老汉粘蝉
原文：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橛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啁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 顾谓***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庄子《庄子·达生》
译文：孔子前往楚国，路过一片树林，看到一个驼背老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正在粘知了。老人的技术非常娴熟，只要是他想粘的知了，没有一个能逃脱的，就好像信手拾来一样轻而易举。孔子惊奇地说：“您的技术这么巧妙，大概有什么方法吧！”
驼背老人说：“我的确是有方法的。夏季五六月粘知了的时候，如果能够在竹竿的顶上放两枚球而不让球掉下来，粘的时候知了就很少能够逃脱；如果放三枚不掉下来，十只知了就只能逃脱一只；如果放五枚不掉下来，粘知了就像用手拾东西那么容易了。你看我站在这里，就如木桩一样稳稳当当；我举起手臂，就跟枯树枝一样纹丝不动；尽管身边天地广阔无边，世间万物五光十色，而我的眼睛里只有知了的翅膀。外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分散我的注意力，都影响不了我对知了翅膀的关注，怎么会粘不到知了呢？”
孔子听了，回头对***说：“专心致专，本领就可以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驼背老人所说的道理啊！”
寓意：一个人如果能够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勤学苦练，就可以掌握一门过硬的本领。
8、井底之蛙
原文：井之蛙……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虾、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脚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庄子《庄子·秋水》
译文：住在浅井中的一只青蛙对来自东海的巨鳖夸耀说：“我生活在这里真快乐呀！高兴时，就跳到井外面，攀援到栏干上，尽情地蹦跳玩耍。玩累了，就回到井中，躲在井壁的窟窿里，舒舒服服地休息休息。跳进水里时，井水仅仅浸没我的两腋，轻轻地托住下巴；稀泥刚刚没过双脚，软软的很舒适。看看周围的那些小虾呀、螃蟹呀、蝌蚪呀，谁也没有我快乐。而且我独占一井水，尽情地享受其中的乐趣，这样的生活真是美极了。您为什么不进来看一看吧！”
巨鳖接受了井蛙的邀请，准备到井里去看看，但它的左脚还没有跨进去，右腿已被井的栏干绊住了，只好慢慢地退回去，站在井旁边给青蛙讲述海的奇观：“海有多大呢？即使用千里之遥的距离来形容也表达不了它的壮阔，用千丈之高的大山来比喻，也比不上它的深度。夏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下大雨，大水泛滥成灾，海面不见丝毫增高；商汤的时候，八年有七年天大旱，土地都裂了缝，海岸也丝毫不见降低。不因时间的长短而改变，也不因雨量的多少而增减，生活在东海，那才真正是快乐呢！”
井蛙听了，吃惊得好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它这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是多么渺小。
寓意：人如果长期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就会变得目光短浅，自满自足。
题旨：盲目自满，自我陶醉，必授人以笑柄。
9、匠石运斧
原文：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庄子《庄子·徐无鬼》
译文：楚国的郢都有一个人，鼻子尖上沾了一点白泥巴，这层白泥巴薄得像苍蝇的翅膀一样。请一个名叫石的工匠用斧子把它削去。工匠石挥动斧子，只听见一阵风响，手起斧落，白泥巴削得干干净净，鼻子却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那个被削的人神情自若，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
宋元君听说这件事后，就把工匠石叫了来，说：“你再削一次让我看看吧！”工匠石说：“我的确是会削的，但是，那个敢让我削的人已经死去很久了。”
寓意：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好的搭档。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搭档，要把本领发挥出来便很难。
10、猴子逞能
原文：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逃，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见巧乎王。王射之，敏给搏捷矢。王命相者趋射，狙执死。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呼！无以汝色骄人哉！”颜不疑归，而师董梧，以助其色，去乐辞显；三年，而国人称之。庄子《庄子·徐无鬼》
译文：吴王坐船在大江里游玩，攀登上一座猴山。一群猴子看见了，都惊慌地四散逃跑，躲在荆棘丛中了；唯独有一只猴子，却洋洋得意地跳来跳去，故意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吴王拿起弓箭向它射去，那猴子敏捷地把飞箭接住了。吴王下令左右的侍从一齐放箭，那只猴子被射死了。吴王回过头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夸耀自己的灵巧，仗恃自己的敏捷，在我面前表示骄傲，以至于这样死去了。警惕呀！不要拿你的地位去向别人耍骄傲呀！”
颜不疑回去以后，就拜贤人董梧为老师，尽力克服自己的骄气，远离美色声乐，不再抛头露面。过了三年，全国人都称誉他。
寓意：不管有多大的本领，也不可当作骄傲的本钱。谦虚谨慎，才能获得人们的敬重。
11、邯郸 学步
原文：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庄子·秋水》
赵国都城邯郸的人，擅长行走，不仅步子轻快，而且姿态也非常优美。
译文：燕国寿陵有个少年，千里迢迢来到邯郸，打算学习邯郸人走路的姿式。结果，他不但没有学到赵国人走路的样子，而且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步子也忘记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
寓意：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仅学不到别人的优点，反而会丢掉自己的长处。
12、防冻手的药
原文：惠子 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氵并氵辟纟光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氵并氵辟纟光，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氵并氵辟纟光，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河，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庄子·逍遥游》
译文：惠子对庄子说：“魏王赐给我一种大葫芦的籽种。我把它种活了，果然结了一只大葫芦，能容五石。我想用它盛水，但它的坚硬程度又无法承受；把它割开做了许多瓢，一个个又平又浅，不能舀水。您看，这只葫芦不能不算容积很大的庞然大物了，可是却没有一点实际用处，我索性把它打碎了。”
庄子听了，说：“先生，您真不会利用大的东西啊!宋国有个人善于配制防治冻手的药，他家祖祖辈辈都用这种药涂抹在手上，靠漂洗棉絮过日子。
有一个外乡人听说了，请求收买他的药方，情愿出一百两黄金。宋人便把全家人招集在一块商量说：“我们家祖祖辈辈干漂洗棉絮的活儿，能够得到的不过几两黄金；现在出售这个药方，一下子就可赚取一百两黄金，就卖给他吧！”
那个外乡人得到了药方后，便拿去献给吴王，并向吴王夸赞这种药的用处。这时，正赶上越国有内乱，吴王便派他领兵讨伐越国。冬天，他们和越国军队进行水战，把越国军队打得大败。吴王很高兴，就割出一块土地来封赏给了他。
这药能够使手不皲裂，功用是一样的。但是，有的用它得到封赏，有的有了它仍免不了干漂洗棉絮之类的苦活，这都是由于用法不同的缘故啊！现在您有五石容积的大葫芦，为什么不考虑把它做成腰舟，漂游江河湖海，作渡江之用，而只考虑盛东西呢?你还是个心眼不开窍的人呀!”
题旨：物各有其用，尽其用，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寓意：同样的东西，由于眼光和见识不一样，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就不一样。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13、东施效颦
原文：西施病心而膑，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膑。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膑美，而不知膑之所以美。庄子《庄子·天运》
译文：西施长得很美丽，即使是心口痛的时候，紧锁着双眉，附近的一个丑女见了，仍感到她的样子很漂亮。
丑女回去以后，也学着西施的样子，捧着心口，皱着眉头，想让别人夸她漂亮。谁知道乡里的富人看她这个样子，赶紧关闭大门不出来；穷人见了，也拉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远远地躲开。这个丑女只知道皱着眉头的样子美，却不知道为什么皱眉的样子美。
寓意：做事情，如果不考虑自己的条件，盲目地模仿别人，很容易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14、触蛮之战蜗角之争
原文：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君曰：“噫！其虚言与？”曰：“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君曰：“无穷。”曰：“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若存若忘乎？”君曰：“然。”曰：“通达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与蛮氏，有辩乎？”君曰：“无辩。”客出而君忄尚然若有亡也。
庄子《庄子·则阳》
译文：戴晋人 对梁惠王说：“您知道有一种名叫蜗牛的小动物吗？”梁惠王回答：“知道。”
晋人又说：“蜗牛的角上有两个国家，左角上的叫触国，右角上的叫蛮国。这两个国家经常为争夺地盘而发生战争。每次战争后，总是尸横遍野，死亡好几万人；取胜的国家追赶败军，常常要十多天才能回来。”惠王说：“呀！这都是您瞎编的吧！”晋人说：“请允许我来为您证明。您的想象在无广阔的宇宙中有边界吗？”
惠王说：“没有。”
晋人说：“您的想象在宇宙中任意驰聘，而一回到现实中，您能够到达的地方却只限于四海九洲之内。拿现实的有限与想象的无穷相比，岂不是若有若无，微不足道吗？”
惠王说：“你说的对。”
晋人说：“在我们所能够到达的领域里有一个魏国，魏国迁都大梁后才有梁国，有梁国才有梁王。梁王与蛮氏，有什么不同吗？”
惠王想了想说：“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魏晋人走了以后，梁惠王情绪低落，好像丢失了什么。
寓意：在大千世界中，我们都是很渺小的。我们在珍惜生命，珍惜我们这个世界。15、魏王召见庄子
庄子贫困，靠编草鞋过日，向监河侯借过米。按理，他为了解决无米之炊，应当象孔子困于陈蔡一样，苟且就食，而在鲁哀公国宴上才讲究“肉不正不食”。但他没有这样做。
魏王召见庄子，见他一身补丁，问道：“先生这么有学问，为什么这么狼狈呢？”他是一针见血地回答：“活在这种世道，怎么能够不狼狈呢？”言下之意，世道上昏下乱，衣锦玉食的人统统都是生疮流脓的家伙。
16、楚王聘庄子为相
楚王听说庄子很有学问，特意派了两个大夫（官名）去聘请他为相。两大夫在谈水找到正在钓鱼的庄子，说明来意。
庄子听了，头也不回，答道：“我听说 楚国有个神龟，死了三千年，枯骨龟甲还被楚王珍藏着，你们说这个畜性多***呵！”两大夫还不太懂这个意思，还以为人说的是楚王敬贤之意。
不料庄子冷笑道：“我呢，却宁可拖着尾巴在泥水中爬行，因为至少还活着，活得自由自在，我可不愿意让楚王供奉珍藏。”两个大夫这才又羞又愧的退去了。
17、庄子论天地初，不信神鬼
在庄子的时候，上天神明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事，特别是贵族，自认为他们的富贵命运都是他们亲爱的上帝所赋予他们的特权。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恍兮惚兮”，就已不承认天地神造论，老子还说“道象帝之先。”
到庄子进一步从逻辑上解释了这句话，他说“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能够生出物质的原始的东西一定是超越物质形式的更高级的东西，它不是物，所以不能认识，无法说他如何存在。
所以他根本不使神鬼。他说“夫大块（天地）载我以开，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活着就是活着，管他死后，他老婆死了，他敲着装的盆子，边敲边跳边歌边舞。朋友也是哲学家的惠施批评他不通人情，不会惋惜伤心。
庄子说：“人本无生死，形气相变，是正常现象，你懂什么！”真的，我们身上每时每分都在不断的生死代致，到一定时候，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有什么好悲喜的呢？
实际上，这是在挑战神鬼论的同时，揭示的极为高深的哲理呵。
18、与惠施论鱼
庄子与惠施在濠上观鱼。庄子说：“鱼游来游去，多么快乐呵”
惠施是逻辑论辩的专家，马上抓住一点：“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一笑，以同样的逻辑回答：“你也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懂鱼的快乐呢？”
在逻辑学上，这是著名的一例。有人说在逻辑上庄子有些诡辩。但实际上这说的是另一回事：庄子告诉惠施，不要把你的学说强加于人，因为你不能代替别人。惠施古称博学，出行时随带五车之书跟在后边，靠雄辩博学博取功名，所以庄子有此一说。
19、庄子论美女不美
庄子说，世界上的事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说左传毛嫱、骊姬是大美女，那只是一些人的看法，至多是人的看法。如果普天下的万物唯其后最美的话，那么，鱼见了美女为什么根本不欣赏，反而掉头就跑呢？
他又进一步说，人睡湿地会得病，而泥鳅却以湿地为天堂。再进一步，泰山比秋毫之未大，但是泰山比之天地也不过是秋毫之米，则秋毫也可以为山……
说这些干什么了？原来他的话中有话，他是说：你说某人美，我看不一定美；你说某人是圣贤，我看不一事实上是圣贤；你说他高贵，我偏说他在另一方面看是极其卑劣***……
问题一：孟子的本体论是什么 孟子的本体论围绕“仁”，仁之本体不能从经验界获得确证,通过给予恻隐之心以道德的规定,将其从自然存在中超 *** ,赋予其形上意义,同时又将自然天道加以道德化,就使仁体提升为天命,在天道的大化流行中立定了仁的本体根基。
问题二：孟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关于他的生卒年代，由于相关资料极其缺乏，至今仍无确切定论。根据一些史料推测，孟子大致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后，卒于周郝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前后。 孟子的生平大略见于《史记》：“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论语》之后的又一部语录体儒家国学智慧经典著作。孟子被后儒尊称为“亚圣”，是孔子之后“第一人”。由于处在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孟子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而，孟子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儒”儒之本质的体现者。《孟子》后世被列为《四书》之一，对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气质、民族性格与观念有着深刻影响。 那么，孟子究竟为什么而著书立说呢？ 捍卫儒学价值 孟子生活的时代，不仅社会秩序空前混乱，诸侯征伐频繁，而且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儒者在宣扬其学说时常常遭遇论敌的辩论。为捍卫儒学价值，他一方面与杨、墨等诸家学说激烈论战，一方面亲率***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向他们阐述“仁政”主张。在与其他学派的辩论中，孟子展现出了杰出的辩才。“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老师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孟子所谓“不得已”，指的是为驳斥异已而不得不与百家相争。孟子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解释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从前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胡作非为的乱臣贼子畏惧……我也想端正人心，抑制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 《孟子》一书中有多处孟子与其他学派辩论的记载。他的主张虽然不合时宜，被诸侯视为“迂阔于事”，但他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仅重视教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趣，晚年还与***著书立说，弘扬了儒学价值。 创立儒学体系 孟子学说是对当时中国儒学传统的总结和创新，孟子一生崇拜孔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是第一个对孔子思想予以体系化的人。孔子学说是语录体的，虽然在各个领域都有他的看法，但不太系统，比较散乱。孟子通过艰苦的努力，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建立了一个体系。孟子学说是较为系统的人学，人学是其全部学说的中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时期，孟子的人学思想是当时的道德危机在其学说中的反映。人性善和“四端”说使儒家国学智慧思想具有了自然主义人性论的深度，从而把儒家国学智慧学说真正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意识中，从而也把人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及个体人的自然本性联为一体，解决了个体人的儒化问题。孟子不仅在具体细节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如仁政、王道、四德学说等）。孟子对人性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将人性的研究和孔子的基本思想协调在一个系统里，他使得儒家国学智慧学说深入到人性之内（以后各家虽然就人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它丝毫不影响儒家国学智慧思想的......>>
问题三：儒家的本体论 和西方的本体论是无区别的 对吗对吗 论中西本体论的差异 douban/group/topic/1063294/
问题四：关于孟子的论文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
问题五：孟子的本源论主要内容是什么? 孟子的本源论主要内容是“天道论”和“性善论”，即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而***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
（一）天道论。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其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孟子?离娄上》认为“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
（二）性善论。孟子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孟子在《告子上》中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性善论”是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其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 其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
问题六：汉代孟子新思想有了什么新发展 据今人研究，《与龚舍人书》或非王安石所作（28），但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则确为安石所有。试看《尹和靖语录》所引王安石“道义重，不轻王公；志意足，不骄富贵”之语，便可见其思想确由孟子而来。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王安石对战国时期楚才晋用习俗的首肯之论，以及安石本人屡召不试的事实等，则又可见其确实深受孟子人格精神的影响。
宋儒在思想观念上受孟子多方面影响，而最著者则为心性论。本来，孔子很少谈论心性问题，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9孟子始揭“性善”论旨，大倡其“心”说，奠定下儒家心性论的理论基石。但由汉及唐，诸儒“泥于训诂，多精义理”（30），并未沿承孟学理路，而宋儒则讲明义理，好研心性，将孟学光而大之。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以“心解”之法即创造性的解释来承继发扬孔、孟而后中断了千百年之后的传心之学。
宋儒推重孟子的心性义理之学，对之赞不绝口。王安石《性论》云：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载于《语》，子思、孟轲之言著于《中庸》而明于七篇。然后世之学者见一圣二贤“性善”之说终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岂非惑于《语》所谓“上智下愚”之说欤？噫！以一圣二贤之心推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其所谓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31）
这里明确标举《中庸》、《孟子》，并以“性善”说为孔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之教。张载提出，孟子的性论乃是通过“心解”而得到的孔子的“心传”，他说：“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乃心以解也。”（32）程颐在答门人唐棣“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之问时说：
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谓其禀受处不相远也。（33）
在他看来，孔、孟心性论的差异是由各自立论出发点不同导致的，而其实质则并无异样。他更进而认为：“‘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34），试图以孟子的“性善”论来 *** 孔子的“性相近”之说。朱熹为孟子的心性论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他对之申论道：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量，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是别而言之。（35）
此论为宋代很多学者所认同，如其高弟陈淳即指出孟子“性善”论根源孔门而有所发展，
说：“孟子道性善，从何而来？孔子《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夫子所谓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头处说，孟子所谓性者则是就‘成之者性’
处说，是人生之后事。其实，由造化源头处有是‘继之者善’，然后‘成之者性’时方能
知如是之善，则孟子所谓实渊源于夫子所谓者而来，而非有二本也。”（36）此外，其思想曾
受到朱熹猛烈攻击的张九成亦谓：“孟子源流甚正，认得不错，但人之不思耳。孔子尝曰：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即善也，其言岂无所自？”（37）
孟子的心性论确乎对宋儒有深刻影响。周敦颐将孟子的“寡欲”说发挥为“无欲”论，
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
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38）他在《通书?圣学章》中又指出：学圣人
有要，要在“一”，“一则无欲”。由此“无欲”论发展而成的“存天......>>
问题七：孟子古文心之四端 四端之心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它不只是孟子性善论得以成立的根据，同时也是道德行为得以可能的直接动力。四端之心并非简单并列的关系，四端以恻隐为根基，羞恶、辞让（恭敬）、是非是以恻隐为基础而次第展开的，这可以说是孟子四端之心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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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孟子 四端之心 性善论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136-05
“四端之心”是孟子哲学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石，准确理解孟子的四端之心是我们合理把握孟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关键之所在，惜乎学界对孟子的四端之心，尤其是四端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充分的讨论。周海春先生新近发表的大作《孟子“四端”思想的***价值》（载于《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1期）对四端之心及其内在关联给出了十分独到的分析，读后颇受启发，然仍觉周先生的看法有可商榷之处，故略陈浅见，以向周先生请教。
一、四端之心的本质意涵
孟子所谓四端之心亦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与是非之心，当然孟子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有四个心，上述四者不过是同一个道德心的不同面向而已。如何从本质上把握四端之心的根本特征呢？我们可以由《孟子》一书中的两个“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说起。
为说明恻隐之心的存在，孟子有如下思想实验：“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三个“非……”说明怵惕恻隐之心的发用并非以任何外在目的为条件，换言之，恻隐之心的发用乃是无条件的或不涉利害考量的。“乍见”则是形容时间极其短暂而不容思量，“随见而发”，这也就是说，恻隐之心的发用具有自发性或直接性。
为说明羞恶之心的存在，孟子则有如下思想实验：“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哮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朱子注曰：“虽欲食之急而犹恶无礼，有宁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恶之本心，欲恶有甚于生死者，人皆有之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章句集注卷十一》）“哮尔”、“蹴尔”同样意在说明，面对突如其来之事，羞恶之心的生起具有自发性和直接性。
对于孟子而言，四端之心发用的自发性与直接性乃是性善说得以成立的关键。就先秦诸子讨论人性问题的整体背景来看，所谓人性是指人生而本有的某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倾向（characteristictendency）。告子“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以及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等说***说明了这一点。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心作为仁、义、礼、智之“端”，乃人之善行得以产生的内在根据和直接推动力。四端之心发用的自发性与直接性正好说明，四端之心推动道德行为或善行的产生乃是人的一种不涉利害考量的自然而然的行为倾向。孟子在与告子论辩时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尤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一行为倾向也是人生而本有的，孟子的性善说正是在这一意......>>
问题八：孟子是一个样的孩子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关于他的生卒年代，由于相关资料极其缺乏，至今仍无确切定论。根据一些史料推测，孟子大致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后，卒于周郝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前后。 孟子的生平大略见于《史记》：“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论语》之后的又一部语录体儒家国学智慧经典著作。孟子被后儒尊称为“亚圣”，是孔子之后“第一人”。由于处在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孟子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而，孟子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儒”儒之本质的体现者。《孟子》后世被列为《四书》之一，对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气质、民族性格与观念有着深刻影响。 那么，孟子究竟为什么而著书立说呢？ 捍卫儒学价值 孟子生活的时代，不仅社会秩序空前混乱，诸侯征伐频繁，而且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儒者在宣扬其学说时常常遭遇论敌的辩论。为捍卫儒学价值，他一方面与杨、墨等诸家学说激烈论战，一方面亲率***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向他们阐述“仁政”主张。在与其他学派的辩论中，孟子展现出了杰出的辩才。“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老师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孟子所谓“不得已”，指的是为驳斥异已而不得不与百家相争。孟子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解释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从前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胡作非为的乱臣贼子畏惧……我也想端正人心，抑制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 《孟子》一书中有多处孟子与其他学派辩论的记载。他的主张虽然不合时宜，被诸侯视为“迂阔于事”，但他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仅重视教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趣，晚年还与***著书立说，弘扬了儒学价值。 创立儒学体系 孟子学说是对当时中国儒学传统的总结和创新，孟子一生崇拜孔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是第一个对孔子思想予以体系化的人。孔子学说是语录体的，虽然在各个领域都有他的看法，但不太系统，比较散乱。孟子通过艰苦的努力，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建立了一个体系。孟子学说是较为系统的人学，人学是其全部学说的中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时期，孟子的人学思想是当时的道德危机在其学说中的反映。人性善和“四端”说使儒家国学智慧思想具有了自然主义人性论的深度，从而把儒家国学智慧学说真正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意识中，从而也把人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及个体人的自然本性联为一体，解决了个体人的儒化问题。孟子不仅在具体细节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如仁政、王道、四德学说等）。孟子对人性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将人性的研究和孔子的基本思想协调在一个系统里，他使得儒家国学智慧学说深入到人性之内（以后各家虽然就人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它丝毫不影响儒家国学智......>>
问题九：中国哲学关于本体论的思考先后出现的观点有哪些? 5分 主要分“儒”、“道”两家：
道家：1、“道本”；2、“元气”（如：淮南子、谒冠子 等）
儒家：基本特点是以“道德”作为形而上的实体。儒家内部也有不同的派系。其中一系对于形而上的真体只理解为‘存有’（Being, ontological being）而不活动者（merely being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此为程（伊川）、朱（晦庵）之学；
另一系却以“形而上的实体（散开说，天命不已之体、易体、中体、太极、太虚、诚体、神体、心体、性体、仁体）乃是‘即存有即活动’者”；此为周（敦颐）、张（载）、胡（宏）、刘（宗周）等人之学；
驾车路线：全程约109.9公里
起点：周口市
1.周口市内驾车方案
1) 从起点向正西方向出发，沿七一中路行驶270米，右转进入八一大道
2) 沿八一大道行驶1.6公里，直行进入八一大道
3) 沿八一大道行驶410米，在第1个出口，右转进入建设大道
4) 沿建设大道行驶3.8公里，左转进入周口大道
5) 沿周口大道行驶6.0公里，直行
2.行驶690米，直行进入商周高速公路
3.沿商周高速公路行驶42.4公里，朝登封/永城/S32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4.沿匝道行驶1.1公里，直行进入永登高速公路
5.沿永登高速公路行驶43.8公里，在鹿邑/S207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
6.沿匝道行驶790米，在第2个出口，右前方转弯进入辅仁大道
7.鹿邑县内驾车方案
1) 沿辅仁大道行驶6.8公里，右转进入紫气大道
2) 沿紫气大道行驶2.1公里，稍向左转进入紫气大道
3) 沿紫气大道行驶11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右侧)
终点：鹿邑县
《史记》的建筑结构与韵律
李长之
一种艺术品，都有他的结构。《史记》一部书，就整个看，有它整个的结构；就每一篇看，有它每一篇的结构。这像一个宫殿一样，整个是堂皇的设计，而每一个殿堂也都是匠心的经营。司马迁自己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着‘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照他看，《史记》不唯是一个建筑，简直是一个宇宙的缩影，秩序的天体之副本了。
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司马迁是一个浪漫派的艺术家，他之组织全书，是像李广用兵一样，好像没有部伍行阵，***自便的光景，然而却并非绝对散漫（绝对散漫，就不能带兵了）。司马迁有意把他的全书造成一个有机体。大抵《本纪》和《世家》是代表上古的统治阶级的谱系的，《列传》是以事情的性质配上时代的前后相类次的，《十表》和《八书》则是有意地补足全书的经纬的。
我们再详细地看吧。司马迁在《陈杞世家》中说：“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湣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余乃为显诸侯。”在这十一人中，有四人不知所封，有一人无谱，所以结果只有六人可说。所谓五人之后皆为帝王，就是指舜、禹、契、后稷和伯翳，这就是《虞本纪》（《五帝本纪》的一部分）、《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的由来。他们都是唐虞时的名臣，而唐尧是黄帝、帝颛顼、帝喾一系的（至少就司马迁的看法是如此），所以《五帝本纪》便作了本纪的第一篇。
秦到了始皇，局面是很不同了，所以不能不扩大而独立了，成为《秦始皇本纪》。
项羽是秦、汉之际的过渡统治者，虽和刘邦同样是揭竿而起的平民，但司马迁却这样问道：“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这是颇有问津于遗传学而***定项羽是舜后之意了，大概到《项羽本纪》为止，司马迁是把他们都算在古代帝王的大谱系里去的。
然而纯粹平民的刘邦成了功，于是有《高祖本纪》。下面四个本纪都是分别叙到汉代的君主的。以上就是十二本纪的来历。
司马迁在《管蔡世家》中又说：“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铎，其后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后世无所见；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这是说文王十子的下落的。其中五人或不知所封，或为人所灭，或后世无所见，其中一人入于本纪，四人入了世家（即《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卫世家》，而《曹世家》附见《管蔡世家》中）。倘若拿这话和前引《陈杞世家》的话合看，则我们又知道《陈杞世家》是叙舜和禹之后，《齐世家》是叙伯夷之后，《宋世家》是叙殷之后。我们从这里看，可以晓得，世家中一部分也是唐虞之际的名臣之后，一部分乃是周的子孙和功臣之后。属于后者的，还有《吴太伯世家》《燕召公世家》《晋世家》《郑世家》，这可以说都属于《周本纪》的系统。属于前者的，还有颛顼之后的《楚世家》，禹之后的《越世家》，这可以说都属于《五帝本纪》的系统。以上是《世家》中前十二篇的来历。
《晋世家》中的陪臣，又化而为《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陈之后代齐，于是有《田敬仲完世家》。这是次四篇世家的来历。到了这《田敬仲完世家》，所谓六国者便已经叙完了，于是司马迁自齐王建的十六年起便总叙灭六国之事：“十六年，秦灭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东。明年，秦灭魏，秦兵次于历下。四十二年，秦灭楚。明年，虏代王嘉，灭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一并于秦。”
《孔子世家》放在《田敬仲完世家》之后是有道理的，因为孔子到底与一般有国有土的诸侯不同，但是又不能划在秦汉时代的世家之内，所以只好处于六国之后，而且“孔子，其先宋人也”，这是宋的贵族，所以也便属于先秦这一个世家集团了。
叙孔子之后，是《陈涉世家》，代表一个新时代的过渡。以下十二个世家统统是属于汉代了。所以司马迁这三十世家也是颇有系统和次第的。
在七十列传之中，大概也可以划分几个集团：上古至《春秋》是一个集团，包括《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列传》，即列传的前七篇。其中以司马穰苴和孙子、吴起同为兵家，故前后相次。
从《商鞅列传》至《屈原贾生列传》，共十七篇，是第二个集团，都是六国时人。其中头二篇《商鞅列传》和《苏秦列传》仿佛六国争雄的前奏，所以冠首。而《苏秦传》中称：“方诛商鞅，疾辨士，弗用，乃东之赵。”可见《苏秦传》在《商鞅传》后是有道理的。张仪为苏秦所激而说秦，故《张仪传》又次之。张仪尚诈谋，下即接以“秦人称其智”的《樗里子列传》。因叙及秦，故《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又以类相从。这时与潮流不合的迂阔之士是孟子、荀卿，故又以《孟子荀卿列传》次之。各国并起抗秦，于是有四国公子，遂以《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信陵君列传》《春申君列传》再次之，但终于抗不住秦，故以秦相《范雎蔡泽列传》接叙。以下叙各国挣扎奋斗的名将贤人，先是《乐毅列传》，因蔡泽是燕人，所以先叙燕事。廉颇、蔺相如属于赵，田单和鲁仲连属于齐，屈原属于楚，又分别叙之。邹阳也是齐人，也善尺牍，所以附在《鲁仲连列传》中。贾生也是诗赋家，所以附在《屈原列传》中。
以下《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四篇，属于秦始皇时代的集团。《刺客列传》重在荆轲，不过既叙其事，便也把荆轲以前的同类事也叙起来。
《张耳陈余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三篇又是一个集团，这是陈涉、项羽之际的人物的传记。
自《淮阴侯列传》到《季布栾布列传》，共九篇，所叙却属汉高祖时人。
自《袁盎晁错列传》到《吴王濞列传》，共六篇，所叙却属文、景二帝时代人，其中《扁鹊仓公列传》本重在仓公，而扁鹊也是因同为名医而先叙及之。
此下自《魏其武安列传》到《太史公自序》共二十四篇，所叙大体上属于武帝时的人物。这其中只有《循吏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似乎所叙都不是武帝时代的人物，但《滑稽列传》和《货殖列传》本不能放在列传的前头，而《循吏列传》是为与《酷吏列传》相对，所以只好放在《酷吏列传》之前。中间因为汲、郑二人也勉强可以称为汉武帝时的循吏，而儒林诸公也受酷吏的摧残与利用，故并插入二者之间。至于李广为名将，自然当在卫青、霍去病传之前，顾炎武说：“因为匈奴犯塞而有卫霍之功，故序匈奴于《卫将军骠骑传》之前。”因而中间又插入《匈奴列传》。《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四传都是以类相从。公孙弘、主父偃都有谏边郡之事，所以也次于四夷传之前，而在霍、卫传之后。因西南夷而及于奉使巴蜀的司马相如，所以《司马相如列传》又在《西南夷列传》之后。只有《大宛列传》何以在《酷吏列传》与《游侠列传》之间而不在四夷传前后，我们却想不出什么理由。
然而大体上说，七十列传是有***排列的。至于十个年表是以时代相次，却又参照先贵族后功臣的原理，所以“汉兴以来将相名臣”作了殿尾。“八书”的次第大概是依照了六艺，所以《礼》《乐》二书居首；《律书》是兵书，相当于射；《历书》和《天官书》，相当于数。《封禅》接近于天官，故又次之。“不封禅兮安知外”，因封禅而知水灾，故《河渠书》再次之。《平准书》在最后，是像《货殖列传》在列传的末尾一样，因为用经济来解释社会和政治，那代表司马迁站在唯物论来了解历史的史观。
这样一看，可以见出司马迁对于《史记》一书的整个设计，而造成了全书之整个建筑的美。
存再就司马迁对于单篇的结构看，他也是有意地要造成部分的建筑美的：
第一，他所写的合传，都是有理由才合并写的。就史学的意义说，他是要在演化之中而寻出体系；就美学的意义说，他是利用对照或对称的原理，而组成一种艺术品。这都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不过也有不十分明显的，我们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平原君、虞卿合传，单就本传看是看不出理由的，就《范雎传》看就晓得了，原来他两人对于魏齐都很有些古道热肠：虞卿肯为朋友弃了相印，平原君肯为朋友而为秦昭王所困，这气味实在有些相投。并且由《范雎传》看，才晓得司马迁在《平原君传赞》中所下的“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的评语之故。韩王信和卢绾合传是因为二人同是处于一种情势而反汉，这就是赞中所谓“日疏自危，事穷智困”。樊、郦、滕、灌四人之合传，是因为都有武功，又都没有叛。《张丞相列传》中附及周昌、任敖、申屠嘉，是因为四人都是高祖时人，都老寿，又都各有所长。《万石张叔列传》中附及卫绾、直不疑、周文，是因为这一群都是恭谨之流。不过司马迁叙他们很有分寸，赞中说：“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处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是在他们共同点之中而又分出差等的，这赞语真是铢两悉称了。平津侯、主父偃之所以合传，除了有着对照外，又因为主父偃是公孙弘杀之。在合传中写得最有统一性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和《魏其武安列传》，那故事真是有机地穿插在一起了，业已超出了形式律则的应用。
第二，《史记》在每一篇文字中，确乎有首尾的呼应。例如《封禅书》中，开头即谓：“自古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后来说秦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便道：“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再后来在讲过许多神怪之后，说到汉武帝要封禅了，便道：“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这就是回应上边的“即事用希”。司马迁惯于以秦骂汉，上面一个回应，即旨在说汉武帝这无其应而用事；后一个回应，却是重在功不至，德不洽。《封禅书》是叫人看得相当散漫的文字，但在这建筑物之中，仍然像设下钢管水泥，架子很坚牢。在《越世家》中，后半叙范蠡成为大富翁，虽然有坚忍的线索在贯穿着，但仍然似乎有些牵合，于是司马迁早已有了主意，在开始劝越王暂时屈膝时，范蠡已经这样说：“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以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这里已经提到市了，范蠡会大做买卖也就不突兀了。又如在《货殖列传》中，表面看也是散漫的文字，但是开头所谓“君子富好行其德”，就是由下面范蠡去回应，“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开头所谓“人富而仁义附焉”，就是下文所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开头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就是下文所举壮士在军，闾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弋射渔猎，博戏驰逐，医方技术，吏士弄法，一切在求富益货的总说明。下半则全然讲素封中谓：“蜀卓氏之先，……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人君。”结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所以这篇文章依然有着首尾皆具的形式。再如《酷吏列传》中，先提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的结论，其后叙到义纵时说：“取为小治，奸益不胜。”叙到王温舒等时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贼盗滋起。……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寝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都是顺着同一个筋骨的。至于《李将军列传》中，在篇首叙他的先人李信，篇末叙他的子孙李敢、李陵，也叫人觉得有一种形式。这种在每一篇中的结构形式，颇像一个纪念殿堂，在那前后都各有一个小牌坊似的。
更可注意的，这又不独一篇为然，就一般小文，记某一个人一段词令，也往往***取此法，书中例子随处皆是。
《项羽本纪》中樊哙对项羽说道：“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在这里，“秦王有虎狼之心”和“亡秦之续”是呼应着的。又项羽对他的骑兵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天之亡我，非战之罪”，其中两言之，便也构成一种首尾呼应的形式。
《越世家》中范蠡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已望其丧之来也。”“必杀其弟”和“卒以杀其弟”也呼应着。
《平原君列传》中毛遂对楚王说：“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伯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越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以及后来平原君对毛遂说：“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在前者，“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在后者，“胜不敢复相士”都是首尾各自重复一次，以为呼应的。
《信陵君列传》中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
《冯唐列传》中，冯唐说文帝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大怒，以为冯唐不该当众侮辱，后来又问他：“公何以知我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冯唐对了一大篇，从上古之遣将推毂起，说到李牧之如何可以放手去做，说到赵王迁之因谗诛李牧，遂致为秦所灭，说到现在就有一个魏尚，即有名将之风，而削爵被罚，他直然说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于是说：“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这小段文字则宛如坐飞机俯瞰风景一样，翔回一过，经历了千岩万壑，却又看到原来的山麓了。
《韩长孺列传》中，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骑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侘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这尤其是书中常见的形式了。
第三，司马迁为增加一篇文字的结构之美，常常使用一种重复的事项，让它的出现就像一种旋律，又像建筑长廊中的列柱似的，也的确构成一种美。例如在《项羽本纪》中，作为那样旋律的就是八千人和粮食：“……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绝楚粮食，项王患之。……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尽。……张耳、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饥而遂取之。’……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八千人代表项羽起事时的豪气，最后无一人还，真有些不堪回首，粮食一节则是他的致命伤，篇中都频频提及，这都增高了全文的悲剧情调。
在《萧相国世家》中，萧何为避汉高祖的猜忌，让封并以家私财佐军，“高祖乃大喜”；又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乃大说”；果然怨声载道了，“上大笑曰：夫相国乃利民。”这大喜、大说、大笑也都是韵律。
《留侯世家》中，张良遇圯上老人一段，先叫他拾鞋，他“愕然，欲殴之”；以后老人又伸脚叫他给穿上，他“殊大惊，随目之”；老人与他相约会，他“因怪之”；到了老人与他相会时，第一次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第二次复怒曰：“后，何也？”最后一次，张良不到夜半就去先等了，老人喜曰：“当如是！”这也很有一种韵律。这情景宛如信陵君之待侯生，那里一方面是上升律的应用，一方面也是这种韵律的表现。
在《平原君列传》，写毛遂使楚事，是用十九人为韵律：“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发也。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这十九人不过抵毛遂一人，这一方面是对照律的应用，却也是表现散文的韵律。
在《刺客列传》中，写燕太子丹约荆轲刺秦王，说了一大篇以后，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后来答应了，燕太子丹给他车骑、美女，以顺适其意，但“久之，荆轲未有行意”。这两个“久之”也是韵律。同样的是《张释之列传》中，也屡用“久之”，以为节奏：“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文帝）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顷之，至中郎将，从行之霸陵。……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良久，上曰：“廷尉当如是也。”……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张廷尉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头几个“久之”是见虽以文帝之贤，而张释之执法的态度之难入；最后一个“久之”是写景帝仍然忌恨张释之从前劾他不敬的事，而使张释之郁郁而终。其中又用“顷之”以为对照，“顷之”者见不合法的事情之层见叠出，这韵律是太有意义了！
再如《卢绾列传》中则以“至其亲幸，莫如卢绾”，“乃立卢绾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为韵律；《夏侯婴传》中则以“太仆”为韵律；《灌婴传》中则以“疾战”为韵律；《李将军列传》中则以“善射”为韵律；《大宛列传》中则以“马”为韵律；而《酷吏列传》中以“上以为能”为韵律，那是别有击鼓而骂之妙了。
第四，司马迁在一篇的末尾，善于留有一些余韵，令人读他的作品将毕时还要掩卷而思，或者有些咏叹似的。我们只检最佳的例子说一说吧：如《项羽本纪》最后写项羽死后，各地皆降，独鲁不下，直到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项羽是一个重感情的人，鲁人对他的忠诚，可以稍慰他的寂寞，而始封鲁公，终葬鲁地，颇有一场大梦的感觉。刘邦和他对敌了这样久，泣之而去，也颇有到了大限，恩怨俱消，而项羽之可爱的人格永远在人心怀之意。所以这文字结束得太好了！
《高祖本纪》的结尾乃在还沛，而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他也感慨伤怀起来。“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这样一来，于是一个流氓皇帝就还是一个多情的常人了。司马迁愿意和任何人的内心相接触着！
《封禅书》和《周亚父传》都有铿然而止的结束法。《封禅书》说：“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偏不说没有效。《周亚夫传》说：“条侯果饿死，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便仿佛这才称了景帝的心愿似的。《平准书》之以“烹弘羊，天乃雨”作结，也是这样结得清越而叫人觉得有爽快之感的。
《信陵君列传》的结尾是：“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便也更增加了信陵君之可倾慕处了。
《屈原贾生列传》的后面说：“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终莫敢直谏”，这是反衬屈原的人格的；“竟为秦所灭”，是把楚国之亡系之于屈原，见他在楚国的分量的；百有余年，始有贾生过湘水以吊，可以见出这些长时间内的寂寞了。
最有趣味的结尾是《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听了李园的话，以为与李园女弟生的孩子可以代为楚王，自己享福，但李园把女弟进献楚王以后，却把春申君杀了以灭口。“是岁也，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司马迁本记楚事，而忽然写到秦，这是给仗恃裙带关系的人一个下场的榜样的！
感慨最深也最有情趣的结尾是《刺客列传》和《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中不唯在荆轲死后又叙到那和荆轲一起饮酒慨歌的高渐离瞎眼后击秦王的事，却又叙到从前那怒叱荆轲的鲁勾践，鲁勾践曾这样讲：“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结得太好了，话既由从前轻视荆轲的人道出，便表明鲁勾践也是和荆轲一流的豪杰，而那惋惜、赞叹却也就更令人咀嚼无尽了。《李将军列传》的结尾叙到“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责李氏子孙，正是爱护李广，而下面紧接“李陵既壮”，这文章真有顿挫，其声琅琅，叫人百读不厌。最后谓：“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以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珍惜李氏之极，也就是赞扬之极，而前文李将军的许多坎坷蹭蹬，便突又斗然涌上读者的心头了！
司马迁对全书有着设计不足为奇，奇在他的精神——对艺术的忠诚——灌注到每一篇文章，在每一篇文章里有着建筑上的美：或则用对照和对称，或则使首尾有着呼应，或则中间加上重复的旋律，或则末尾带着悠扬清越的终止音符。总之，凭他的艺术本能与创作天才，务使他那作品不朽而后已呢！
（原载《国文月刊》第54期，194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