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世，九家之说崛起，诸侯互争，外则交相攻伐，内则加强统制，庄子生当其时，身心俱受重重之拘束与压迫，故思探求一绝对之自由，超脱一切限制，使其精神获得彻底之解放，故有逍遥思想之产生。
「逍遥」为一迭韵连词。与今日所谓「自由」相当，乃不为物所役，不为事所困之意。林景伊先生说：
「庄子悲天下之沈浊不可处也，故求徜徉自得，高远无所拘束，与天地同运，与造物者游，以极其逍遥之致。夫能极其逍遥之致，而无所拘束者，盖即随心所欲，亦今所谓自由也。」
「逍遥游」是庄子哲学的总纲，是对于人生的理想，对精神自由的祈向，是精神从主观形体和客体现实环境中破空而出，故对逍遥游的理解，是理解庄子的关键。庄子内七篇，即以逍遥游为中心，陈品卿先生述内七篇之关系中说：
「盖能泯除物论，视万物齐一，而怀道抱德者，自能适性而逍遥矣。修养生主，达观死生，而得其县解者，则可尽年而逍遥矣。虽处人世，然心通至道，而虚静应物者，故能逍遥于人间矣。德充乎内而符验于外，此乃至德内充，冥合真宰，以达逍遥者也。师法天道，外乎死生，顺天任化，此乃***之逍遥也。帝王为政，应乎无为，任之自然，此乃上下之逍遥也。可知逍遥游道，乃庄子之终极目的矣。」
又说：「能游道而逍遥者，自能齐一物论；物论既齐，则生主得养；生主全养，则可虚静以处人世；应世无为，其德内充，自能符验于外；德充外符，则能冥同真宰，以道为宗；冥合大道，任性自然，则上下逍遥矣。」
庄学逍遥游亦是生命寄托的一种途径，儒学积极经世，佛学无欲止观，皆是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追求。庄子逍遥游所标举的精神解放，为普天下无助苍生另辟一条生路，给予在自然与社会重重制约下的人生，以自由的希望，因而受到后世推崇。
因此，本文即在探讨庄子「逍遥游」的意义，「逍遥游」一文的内容分析及逍遥游的境界。以为对了解庄子哲学思想的初步。
自魏晋以降，对逍遥游的提出解释者众多，如向秀、郭象、支遁等，兹就各家论述逍遥游之义，以了解逍遥之本义，并藉此说明对庄学研究之流变。
(一)向秀、郭象逍遥解：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刘孝标注引向秀「逍遥义」云：
「大鹏之上九万，尺鴳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通而已? 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
上文在「逍遥义」现存正式注解上，此为第一解。向秀在解释庄子逍遥的意义，应以隐意体会方式，方能理解，因此他在「庄子逍遥篇注」中说：
「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恶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
依向秀之意，宇宙任何物体，不论大小，只要适性，都可以逍遥。此说在当世得到共鸣。其后郭象推展向义，其「逍遥游」题解：
「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又：
「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闲矣，其于适性一也。」
「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责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由上得知，向、郭对逍遥的解释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为性分自足，一为无待。所谓性分自足者，即万物虽小大之别，然若皆能自足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小大虽殊，逍遥皆同。因此推而及之，则世间万物，各足于所受，无不逍遥。而基于性分自足之理，向、郭将无待之逍遥，推至有待之逍遥，即无待固逍遥，有待亦逍遥，构成宇宙之大逍遥。如郭象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曰：
「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
向、郭对逍遥的解释，一方面可能是受到魏晋时代纷乱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文人生命朝不保夕，知识分子于此对生命的存在意义，不能不有深刻之反省，而向、郭所标举的「适性」成为人生的方向，心灵无奈的抒发，在局促的政治压力下，使人保有一分玄境与逍遥。
另外，向、郭逍遥义，与当时的人物才性论也有密切关系。刘邵论性谓人才各有所宜，不在乎大小的问题，与向、郭适性说颇近。故向、郭言「性分」，***取才性论相同立场，皆纯就被决定之材质而言，任之顺之，不及修养转化的过程，显示出个人的最高意识，各适其性，不机自张，各人既自为一独性，则不必求其转化，则不受任何格套束缚，圣人亦无以异乎凡人，同皆齐一的价值。
(二)支遁逍遥解：
向、郭解庄风行近百年，学术界对庄子逍遥游的解义，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唯至支遁时，即对向、郭解释提出质疑。据<高僧传>的记载：
「遁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伏。」
换言之，支遁认为郭象之「适性」说，「性」若是就材质之性，亦即万物的差别性而言，「适性」即是使万物委顺自然材质之发展，那么无论是尧舜桀纣，均能适性逍遥，如此必然导致道德价值的失落。同时，若以「适性」为逍遥，则圣贤不肖智愚皆是命定，既不可改易，亦不可超越，逍遥遂成为取消价值的颓废之说。另外，郭象的「适性」说，提出「小大虽殊，逍遥一也。」泯去现实上比较对待而成的差别价值观，将使现实的一切在逍遥的意义下强显为平等，此与庄子明言大知小知之不同，而实有小大之辩者的原意不合。
支遁认为：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鴳，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鴳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失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消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无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 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支遁破题断言以「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说明了至人于浪形骸，放游无穷的时空中，主宰万物而不受外物的主宰，自我就不会受拘束，不为而自然,，玄冥感应，那就逍遥而无往不适。而所谓逍遥，是精神上的事，及物物不物于物，不我得、不为，正是种境界升华的表征，以示逍遥，必以物外、忘我、无为为本。
支遁进而比较两种满足，一为短暂的、肉体上的满足；一为精神上的满足。前者乃有待于外在条件存在与否；后者则建立在主体的随遇而安上，而不在乎外在的条件，故至足不会随着时空转移而改变，方堪称为逍遥。
盖支遁是以佛教般若学格义「即色派」，色不自色，色复异空，即心即道的理念，释逍遥游之义。故至人之心，可以物物，也可以，能主宰万物，而不受外物支配，心遂能与万物感通，因应无穷。与向、郭的「适性说」、「物自物」截然不同。
(三)吕惠卿<庄子义十卷>逍遥解
北宋吕氏解庄，表现以儒解庄的儒道调和倾向，其逍遥游首章「鲲鹏之化」吕注云：
「通天下一气也，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如环之无端，万物随之以消息盈虚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鲲化为南冥鹏，由阴而入阳也。阴阳之极皆冥于天而已。三千九万皆数之奇，六月则子与巳、午与亥之相距也。言鹏之数奇，而去以六月息，则鲲之数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
吕注以阴阳生化、天干地支象数派之易变规律来解庄，其与逍遥本义不相调和。然当时人陈详道、赵以夫解庄亦用阴阳家说，可见当时流行用阴阳之说入庄。
(四)王雱逍遥解
王雱是王安石之子，其「逍遥解」曰：
「夫道，无方也、无物也，寂然冥运而无形器之累，唯至人体之而无我，无我则无心，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而游乎混茫之庭，其所以为逍遥也。」
「至于鲲鹏潜则在于北，飞则徙于南，上以九万，息以六月，蜩鷽则飞不过榆枋，而不至则控于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则造化之所制，阴阳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岂得谓之逍遥乎? 郭象谓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任，逍遥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知庄子言逍遥之趣也。」
王雱言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以自然解逍遥颇切逍遥旨意。然而王雱解庄子仍不脱阴阳之说，如注言：「阴阳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又「鹏虽大也，飞不出乎九万，息必以乎六月，拘于阴阳之数，而非所以为逍遥也。」王雱与吕惠卿同为儒道合流，故除引阴阳说外，又提到尽性之言，「尽性则人道毕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树。」「此明物虽一，而用适其材则各有所当，而免疑累，此穷理尽性之意也。」王雱以尽性观念注庄，此乃宋代发展心性之学下的趋势，王雱亦无不受其影响。
(五)叶海烟<庄子的生命哲学>逍遥解
叶海烟于其<庄子的生命哲学>的第九章<逍遥的生命境界论>中，归纳出逍遥三义：
1.无待而逍遥：无待是逍遥的必要条件，逍遥是从有待向无待的全副生命的奋斗历程。
2.不齐而逍遥：「各安其性」乃安于有待之不齐，而「天机自张」乃生命精神开展向无待齐一之境，因无待而自齐，亦因自齐而无待。不齐而自齐，原是生命回复本真的历程。
3.自然而逍遥：道法自然，「自然」不是预设的前提，也不是一后得的结论，乃是道自身。庄子沈浸于自然之中，故其逍遥不***外力，其逍遥的天地中，遍处是生命纯然自然的流动，此一生命流动的真相实乃生命逍遥的实施。
叶先生对逍遥的解释，综合了前人「适性」与「体道」的争论。一方面以不齐而自齐，说明藉适性而进入无待之境；同时，视逍遥为生命乃循道变化之历程，破除「适性」说中消极任命之困。
(六)庄子逍遥解
庄子一书中，其实亦有对「逍遥」作注解：
天道篇：「逍遥，无为也。」
达生篇：「逍遥乎无事之业。」
让王篇：「逍遥乎天地之间。」
逍遥是生命的大事业，而此大事业其实无事无业，因生命以「无为」为一贯之精神，无为之精神化解了事业的造作性，此造作性即种种足以牵引「大有」的不利因素。无为乃生命回归，生命之回归依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始于道，终于道，如此，无为之道尽除生命道上的种种障碍。
因此，我们可以将「逍」「遥」「游」分开来解释，王船山认为「逍」就是人生取向往「消」路上走，对于人的有限性，我们要去消解，要「消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一旦我们的苦、累、有限性消掉以后，就可以远见无为理，「遥」即为远的意思。故王船山说「消」是「向于消」，「遥」是「引而远」，向是人生的方向，即我们往消解的路上走，便是「逍遥」。憨山***解释逍遥为广大自得、广大自在。「游」就是自在，不论我在那里都可以自在，没有忧愁、痛苦、烦恼、压力、苦闷。王邦雄先生说：「人拥有无限开阔的空间，人间到处可以去，到处可游这就叫逍遥游。」
逍遥游一文所揭示者，基本上乃是一种无所罣累的心境，而此心境乃是透过种种精领域之扩展而抵达，即在追求生命之透脱，即于内在精神生命的追求，是内在的，心灵层面的；不是外在，非暂存的，而是永恒。以下即从逍遥游一本看庄子逍遥境界。
逍遥游一文，就体裁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从「北冥有鱼」开始，到「此小大之辨也」为止，都是借鲲和蜩鸠的相形，揭示生命转化的过程，并说明小大的分别。
这段寓言至少有三层涵意：一是以鹏之「大」对照蜩与学鸠及斥鴳之「小」，说明物物各有其本然的分际、先天的***。二是天地万物之间虽然有其本然分际，但也有其相通之处。如此处所言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而最重要的是以鲲化为鹏而徙于南冥来隐喻深蓄厚养的工夫进路以臻至无待的必须性。
本段中出现了各种的生命角色，如鲲、鹏、蜩、学鸠、朝菌、大椿、彭祖、汤等。庄子让各种生命处在一互动的系统中，交互出现，彼此影响，形成一「无秩序的秩序」。同时，也意图破解各生命体之间的界限，将各种生命形相、各种生命境遇及各种生命存活的本事，繁衍成一有机的系统，此一有机的系统由生命的变化而来，生命的变化以「道」为根本之法则，鲲之化而为鹏，是第一个生命变化的实例，由鱼变为鸟，由海至于天，而其形相之奇大，已几乎超出吾人之想象，这些生命的特征皆在显示变化的自然性，即变化由道作主的形上意义。而斥鴳所以笑大鹏，乃因其自困于生命的有限性。憨山***说：
「唯大而化之之圣人，忘我忘功忘名，超脱生死而游大道之乡，故得广大逍遥自在、快乐无穷，此岂世之拘拘小知可能知哉，正若蜩鸠斥鴳之笑鲲鹏也。主意只是说圣人境界不同，非小知能知，故撰出鲲鹏变化之事，惊骇世人之耳目，其实皆寓言以惊俗耳。」
(二)从「故夫知效一官」起，到「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为止，说明有待至无待的不同境界。
庄子以四个层次，说明有待而无待之不同层面：
第一个层次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这种人追求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以此津津自喜，自以为成就非凡。然庄子反将此类之人置于最低之层次，盖其留滞于功名利禄，生命为外在爵禄所左右，有如斥鴳之小鸟，为一小知小见之人。
第二层次是如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已矣。」宋荣子将生命局囿于一己之内在，而轻忽外物，故曰「定内外之分」，而嘲笑追求爵名利禄之人。但是庄子认为这些人虽忘怀功名利禄，亦局于一己之内在，与世隔绝，而不得超脱，故言「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未有树也。」
第三层次则是如「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旨有五日而后反。」列子能脱却形体之拘累，超越自我，了无罣碍，故能身轻如燕，随风遨翔，而免于形累，然无风则不得行。故庄子认为「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即在于其虽摆脱形体之拘限，仍为外在自然之气—风—所左右。
第四层次，即庄子认为最理想的人生应该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庄子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到达无待之境，才能以天地自然之道为己任，置身于六气变化之流，与自然世界合而为一，宇宙即我，我即宇宙，融合无间，毫无分别对待，故曰无待。唯此无待，方为逍遥。「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第一种人有己，他才会有功有名，因为他要把功名带到自己的身上；第二种人是可以无功无名，但是他还是有己；第三种人虽是无己，不过仍受限于形体，随风而起；而第四人物无己无功无名，是自己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与自在，所以能游无穷，且恶乎待哉。
(三)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起，到最后「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这是承接前文无待之境界，借前人的故事，或今人辩答，说明因物为用，物莫之伤的观念。
承前，一个人若依着深蓄厚养有成之后所达致的无待之心境过活，则能享有游于无穷的逍遥之乐，而这是因为此种人在随顺无待的心境之中必能坦然地面对、以致于全然地因任一己及万物万事的自然分际，能因任自然，所以在待人接物处世上，将能因物为用，而决不会勉物从己或抑己从物。这大至治理国家，小至三餐饮食皆然。庄子于举了「尧让天下于许由」、「肩吾问于连叔」、「魏王赠瓠于惠子」等故事说明无用而大用的意义。
总而言之，由陷溺转化到超拔，由解消有待的心结转化到依无待的心境过活，一个深蓄厚养有成的人，其在待人接物处世上必是广大自在，毫无忧惧畏苦地生机盎然，而这也即是逍遥游的极境了。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何谓逍遥的境界：
(一)了脱身心拘累之境界：
老子尝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由之可见，人之不得逍遥者，即因常受形躯官能及心知情识之身心拘囿，终身役役，而不得休歇。而臻于逍遥无己之境界者则不然，能了脱身心之诸种执着，而忘怀一己之存在。
逍遥游篇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土山焦而不热。」
齐物篇曰：「至人神矣! 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 死生无变己，况利害之端乎! 」
即是描摹圣人忘怀一己形骸之死生、利害及心知事故，了脱身心拘限之无心无己境界，是以能登高不栗，入火不热，入水不濡，寒暑弗能害，而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惧。与物无逆，心闲无事，而逍遥于道德之乡。
(二)无用之境界：
世俗之价值取向，以为有用者即有用，无用者即无用，有用与无用之分野，至为明显，截然相异而不可混淆，故皆求有用之用，遭人迫害，以此伤身，而不得终其年。然臻至逍遥境界者则不然，脱却世俗之功用价值，不显己用，不拘己才，以无用大用，而无为自在。如逍遥游篇中庄子对惠子的对话中说：
「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牦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
(三)无心化成之境界：
有心治之，则仍有所执，劳神苦心，而与物有隙，此未臻无己境界故。唯臻于逍遥之大圣，其化及天下，则能无为，虚怀利物，无物不顺，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从容无为，而无所不为。忘怀一己之治，若百姓之自为，而不知所以然。
逍遥游篇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榖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是其尘垢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
应帝王篇曰：「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此皆指述圣人不将不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应物不藏，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化及天下，而天下大治，游心于淡，合气于漠，无心化成之逍遥无己境界。
(四)不居功名之境界：
芸芸众生方其建大功，立大名时，常自恃己功，以夸耀炫示，终以功名自焚之地步。而臻于无己境界之至人、神人则不若是。虽无心立功名，而能名盖天下；虽功名盖也，亦能韬光晦迹，不居功名，还与众人，而逍遥自得。
逍遥游篇曰：「未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应帝王篇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
凡此，皆可见圣人虽功伟造化，名闻千里，然能推功于物而弗居，忘怀一己之功名，纯纯常常，恬淡无怀，无往而不逍遥，无适而不自得。
(五)自足至足的境界：
庄子之逍遥，既为脱却身心之拘碍，而与道遨游，内无所羡，外无所求，恬淡自得，无往不适，而臻于「至足」之境界。林希逸尝谓庄子之逍遥游，即为一「乐」字。而此中之乐，绝非得所欲求之乐，而为一不羡求功名利禄，不挂怀死生祸福、利害得失之精神至足之乐。
齐物论篇曰：「圣人不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
大宗师篇曰：「古之***，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凡此皆谓得道之***、圣人，能忘怀死生、利害、祸福、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大小、得失、是非、美恶等，无欲无求，知足常乐，故能无思无虑，不梦不忧，翛然而往，一切至足，精神纯粹不疲，而逍遥无为。
(六)无待的境界
庄子之逍遥，既能脱落时空，超脱一切拘碍，而无己至足，则完全无所待，既不待于内，亦不待于外；不待于我，亦不待于物；混同人我万物，而游于大道之中，无所挂碍，无所执持，而臻至无待之境界。
故如前文所述，其于逍遥游篇中，揭示生命表现之四等层次。庄子之逍遥，即一精神无待之境界，人在自然中，自然在人中，心胸广阔无垠，而与道遨游。
逍遥游篇曰：「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尘垢之外。」
齐物论篇曰：「至人神矣……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
即是说明逍遥之至人、神人，能臻于天地日月云气合而为一，与万物融为一体，而独与道遨游于无物之初之无待境界。
综上所论，庄子之逍遥，为一「体道」而「得道」之境界。而欲臻此境界，必经修为历程，循序而进，迭经翻越超拔，方能有所成。故庄子之逍遥，为一使生命由小而大，由大而化，向上超脱，突破身、心、世界之拘累，而开显生命主体修证之境界，故能无己、无待而至足。此即体悟道之全、道之一，而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圆融界。
因此，要达到逍遥的境界，吾人必须注意两点：第一、逍遥游不是指形体上的自由，而是心灵上的自在；第二，逍遥游不是指纵情任性的，而是要在心上不断的修养才能达到的。
逍遥观念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是深入的，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中心旨趣。逍遥游一文是庄子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由于全篇文字生动，一气呵成，再加上大鹏小鸠的寓言点缀其中，所以读起来非常顺畅，而有情味。可是危险性也就在这里，因为全文都是在描写逍遥的境界，没有详论达成逍遥的工夫，所以容易使读者误入歧途，以为只要学学文中那些大鹏的一飞冲天，大树的处于无何有之乡，便可逍遥。因此，如要真能把握逍遥游的精神，必须配合齐物论，德充符等其余篇章阅读，一并理解，方能得真「逍遥」。
***军队流传的一句话:“排炮不动，必是十纵”。
28军的前身为华野十纵，是黑铁山走出的部队之一。1948年6月，宋时轮将军指挥华野十纵于河南杞县姚林岗御***邱清泉兵团之进攻，激战七昼夜，邱部未进一寸，且损兵五千。
淮海战役之徐东阻击战，宋时轮将军指挥三个纵队，阻击徐州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之进攻。敌在坦克、飞机支援下拼死猛攻，而将军指挥所部沉着应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十昼夜。
扩展资料：
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
宋时轮，新中国开国上将。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入中国***，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宋时轮所部军纪严明，擅长阵地攻防，被人誉为“排炮不动，必是十纵”。
作为一代名将，宋时轮一贯坚持从严治军的原则，重视以***军事思想武装指战员，重视部队的训练，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他带部队突出一个“严”字，严格管理，严格要求。
1947年2月，由渤海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华野第十纵队成立，宋时轮任纵队司令员达两年之久。
人民网-“排炮不动，必是十纵”——华野十纵阻击战之鏖战梁山
1、原文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于物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2、译文
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
青，是从蓝草里提取的，然而却比蓝草的颜色更青；冰，水做的，然而却比水更寒冷。木材笔直，合乎墨线。
但是（用火萃取）使它弯曲成车轮，（那么）木材的弯度（就）合乎（圆到）如圆规画的一般的标准了。
即使又晒干了，（木材）也不会再挺直，用火萃取使它成为这样的。因此木材经墨线比量过就变得笔直，金属制的刀剑拿到磨刀石上去磨就能变得锋利，君子广博地学习，并且每天检验反省自己，那么他就会智慧明理并且行为没有过错了。
曾经一天到晚地冥思苦想，（却）比不上片刻学到的知识（收获大）；我曾经踮起脚向远处望，（却）不如登到高处见得广。登到高处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可是远处的人却能看见；顺着风喊，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听的人却能听得很清楚。
借助车马的人，并不是脚走得快，却可以达到千里之外；借助舟船的人，并不善于游泳，却可以横渡长江黄河，君子的资质秉性跟一般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善于借助外物罢了。
堆积土石成了高山，风雨就从这里兴起了；汇积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从这里产生了；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而神明自得，圣人的心预备了。所以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办法到达千里远的地方；如果没有一条一条的小溪汇合，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
骏马一跨跃，也不足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到达，），它的成绩来源于走个不停。（如果）刻几下就停下来了，（那么）腐烂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那么）金石也能雕刻成功。
蚯蚓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强健的筋骨，却能向上吃到泥土，向下可以喝到土壤里的水，这是由于它用心专一啊。螃蟹有六条腿，两个蟹钳，（但是）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它就无处存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啊。?
扩展资料：
一、作者生平
1、早年游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xún）子于五十岁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
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亦因为他的两名***为法家代表人物，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
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
2、中年入秦
在此期间，他曾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 。
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均为其门下高足。著作集为《荀子》（唐代杨倞为其作注，因为荀子受历代学者的抨击，其注者不多。直至清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
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 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
3、帝王之术
据《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二、作品出处：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时人尊称为荀卿，汉时避汉宣帝刘询讳称为孙卿。
年五十，始游学于齐国，曾在齐国首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的稷下学宫任祭酒。因遭谗而适楚国，任兰陵（今山东省兰陵县）令。
以后失官家居，著书立说，死后葬于兰陵（兰陵县有荀子墓）。著名学者韩非、李斯均是他的学生。
《荀子》全书一共32篇，是他和***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文字，但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
荀子是一位儒学***，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称霸力；崇礼义，又***治；在“法先王”的同时，又主张“法后王”。
孟子创性善论，强调养性；荀子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这些都说明他与嫡传的儒学有所不同。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百度百科-学不可以已
百度百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百度百科-劝学
百度百科-荀子
《藤野先生》原文：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20，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21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
。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
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藤野先生》赏析：
作者通过怀念藤野先生，赞扬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的伟大性格和正直、热忱、高尚的品质，回顾了自己在日本求学时期探索救国道路和思想转变的过程：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毅然地放弃了跟随生平最敬爱的老师。
藤野先生学习医学，摈弃了科学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改为从事文艺运动以唤醒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从而激励自己要永远不忘革命的初衷，决心同封建及帝国主义势力斗争到底。
文章一开头就写目击东京“清国留学生”的醉生梦死，激起自己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的原因。接着写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是此文的主体，着重写藤野先生对自己的关怀、教育的深厚情谊，以及放弃学医的思想变化原因。
扩展资料：
作者满怀爱国***寻求救国的道路，而“清国学生”则过着饱食终日、白天逛公园、晚上跳舞的无意义生活，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又如“清国留学生”是中国人，对祖国的前途漠不关心，而藤野先生是日本人，却热望把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这二者也形成鲜明的对比，还有以学生会干事为代表的日本“爱国青年”妄自尊大，仗势欺人，而藤野先生却毫无民族偏见，对弱国留学生热心教诲，关怀备至，形成了强烈对照。
参考资料：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
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
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
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
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
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
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
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 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
有***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想着从理论上证明这证明那的，理论是什么？
理论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局部规律。
大自然就象一个大象，所有研究科学的人就象一群盲人，当真理没有浮出水面时没有任何人有先知，没有任何人知道事物真正的规律是什么。人们只能在不知道真理的条件下摸索规律，所有的规律组合起来才是真理。但是我们地球经历了几十亿年，生物进化了几十亿年，人类进化了几千万年，物理学才诞生了多少年呢？ 人们的科学一直在不断的摸索中盲目的向前发展，因为没人事先知道真相。相对变换莫测的自然规律来说，可以说人们掌握的规律不足万分之一，人们掌握的规律中能用理论来表达的更是少得可怜。数学算是很发达了，谁能用数学证明猪有四条腿呢？
当某个人摸到象腿时得出一个结论是大象长得像柱子，这就是局部的真理，因为摸上去就是象柱子。因而人们总结了一个规律用数学公式能表达这个局部的真理，这就是理论。延着这样的理论思路继续摸下去，突然摸到了象肚子，理论被打破了，经过修订人们又得到了新的理论。可见理论永远滞后于科学的探索。如果就以这一点发现就下结论当然就是局部结论，如果再不管什么东西都必须用现有的理论来证明，那科学就永远无法继续发展了。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以为学了一点点局部的理论就一切都以理论为准绳了。正是这样的本末倒置才阻挡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当摸到象肚子时肯定是没有的理论，原来的理论就是大象长得像柱子，要是用大象长得象柱来来证明大象长得不像柱子，可能吗？有了新的发现就必须建立新的理论，不可能用原有理论证明新发现的事物。原有的理论只能提供研究方向或者说摸索方向，不能否定新的发现和理论的产生。柱子理论让人们继续向柱子的两端摸索，结果才让人们有了新发现，新发现使人们建立新的理论而给人们指出新的摸索方向，而不是用大象是柱子的理论来阻挡大象不象柱子的理论的产生。
基本粒子的发现是人们探索自然中发现的，最早的原子一词指的不是现在的原子，而是现在原说的分子。认为物质是由最基本的粒子原子（现在的分子）组成，所以那个粒子叫原子。后来人们发现分子并不相同，而且还可以再细分，因而又把新发现的粒子叫原子，原来发现的粒子改名叫分子。用原来的理论能证明现在的分子和原子的理论吗？显然，原有理论不能证明新理论，而新理论必须能证明原有理论才行。
扩散是人们发现分子运动的原始依据，因为原有的理论无法解释扩散问题，而分子理论不仅能解释扩散问题，也能解释原有的理论。虽然新理论并不是终极理论，也许当某一天又有新的发现时推翻了现有理论建立起更新更全面的理论。不能因为现有的理论不能证明就否定新的发现。
物理渖对自然规律的乡干部各研究其的规律性的数学模型，不是相反用数学模型来限制自然规律的摸索。当新发现与现有理论相悖时，要修正的是理论，不是新发现。比如人们习以为常的理论速度叠加原理，因为麦莫实验的结果发现光速不能叠加而使得物理学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理论。科学是不断用实践检验理论修改理论的过程而不是用理论来证明自然规律的过程，自然规律不因理论而改变，理论是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和模仿。模仿得可能很像但不一定很对，也因此才需要不断的用实验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修正理论的错误。
人们掌握的自然规律不足万一，还有很多的未知的规律等着人们去摸索和总结，也就意味着还会有很多新的理论需要慢慢的建立。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当时的日心说会感觉很初级，但在当时也一样遭到了地心说捍卫者的坚决抑制。因为无法解释神的地位问题。这里的心是指宇宙中心，现在我们知道了太阳也不是宇宙中心，就连***系都不是宇宙中心。但是不管日心说还是现在的宇宙观，都必须能解释地心说。就是高级理论必须能解释原始理论，而原有理论肯定不能证明新理论。
